政治家，或说更广意义上的官员当中，应该是有口才好的人的。这些人拥有话语权，而权力意味着语言输出的渠道畅通无阻。譬如英国政治家丘吉尔，因其语言风格简练生动、自然流畅，俏皮的比喻比比皆是，被誉为自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以来西方政治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演说家。

　　当然，好口才并非西方政治家所独有。丘吉尔心中便有一位让他无比艳羡的演说家，那就是列宁。1917年4月，列宁结束西欧的流亡生活回到俄国时，丘吉尔曾满怀惊惧地说，谁都可以想象列宁站在木箱上向俄国民众布道时的煽动力，那将“犹如一个装满霍乱病菌的试管倾倒在一座城市的公共水源”。

　　丘吉尔对列宁的评价本身就是一个极度精妙的比喻。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的惺惺相惜表明，真正的政治家很珍视自己握有的话语权，而他们往往也具有不凡的话语生产能力。查阅丘吉尔与列宁留存于世的演说，其中不乏妥帖的引用、精妙的比喻、脍炙人口的断语甚而有些粗口，却决不会有一句空话套话官话。如若“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现场指挥、积极、及时、立即、确保”等语汇总是出现在他们的演说里，可以肯定，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史会是另一番景象。

　　很遗憾，距离1917年列宁向俄国民众昭告《四月提纲》（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时代已过去近一个世纪，我们的官员在公共场合及会议中的表达却仍是官话套话不绝于耳。1月9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刊登了一些此前通过人民日报微博向网友征集的“你最反感的官话套话”，“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现场指挥”毫无争议地登榜，“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圆满完成、正确领导、大力支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政治高度”等也位列其中。

　　老百姓对这些假大空的官话套话，可谓耳熟能详，内心又厌烦之至。这些话语，于倾听者而言，实在算得上是一种垃圾信息的强行兜售。隐于这一切背后的是，部分官员作为握有话语权的人，已逐步丧失了话语的生产能力，生活与工作状态变得越来越像一句废话。这正是令人担忧之处。

　　哲学说，思路寓于言路之中。政府部门对社会的管理，与民众的沟通，政策的推行，乃至其行政效能的体现，是官员如何对民众说话的问题。一种清新、朴素、简短的语言风格，多半是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表达模式。因为惟有清新才能有人气，惟有朴素才接地气，惟有简单方显其思维的含金量。毫不夸张地说，官员们的话语生产能力反映了他们对社会脉动的把握能力，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剖析能力。一位官员如若官话套话连篇，折射的既是他个人大脑的废弛，也表明他所处的机构在行政上的空耗。反之，一次社会变革，特别是由政府推导的社会变革，其前奏也必定是官员话语生产能力的松绑与释放。

　　邓小平的语言以朴素见长，但关键场合与重要关口，他的表达却总是一针见血、直指要害，也丝毫不怕触碰雷区、禁区，譬如著名的“黑猫白猫论”、“先富后富说”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等。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邓小平永不枯竭的思考与话语创新。

　　既然如此，何以如今的官员还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不接地气是一个原因，有所顾虑也是一个原因，而从语言的生成方式上说，体制的僵化固化、官员凡讲话皆由他人代拟讲稿进而形成路径依赖或许是个更重要的原因。

　　熟悉行政体制的人都知道，现在的官员，局级甚至处级，讲话稿一般都由下属代拟，甚至还有PPT从旁提示。时至日久，官员的头脑成了下属思想的跑马场，何来独具个性、风格鲜明的表达？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农大读书时，也曾是一个文字激扬、富有魅力的学生领袖，而当他真的成了苏联领导人，却几乎没有讲稿就说不成话。此类事例说明，或许正是官员所握有的话语权加上体制禁锢扼杀了他们原本具有的话语生产能力。

　　官话套话空话遭人厌，更遭人厌的是官员因为握有话语权而生出的懒惰与傲慢。生动的话语，来自真切的思考，官员不说官话套话空话，不妨从拒绝下属代拟讲话稿开始。

　　作者系上海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