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第475期封面

城市竞逐

“资本、土地这些资源要素的竞争是过去30年间城市竞争的主线。因为它能够比较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这样一段话：“不同国家有激烈竞争不难明白，但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区有像中国今天所见到的激烈竞争，历史上没有出现过。”

这位花白卷发、经常语出惊人的学者认为，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过瘾精彩，是今天经济增长大有可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这种竞争的动因，见仁见智。香港大学的许成钢用了一个术语：“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翻译成中文就是“分权式威权制”。

他解释，“分权式威权制”的特点是在行政、经济控制权方面，向地方高度放权，这种体制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超出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理论范畴”。

无论原因如何，最近一二十年间，提升本地竞争力已成为地方官员的主要施政目标。又有研究者在“竞争力”前面加上“综合”二字，使之统领一切单向度的排名、指数，带有“榜中榜”的意思。

一些地方大员就像跑道上的运动员，不分昼夜地辛苦竞逐。而正是这种不止歇的内部竞争，造就了今天中国城市的方方面面---从大广场、宽马路、摩天楼、新小区，到这些年日益流行的湿地、文脉、幸福感、软环境。不论是弹是赞，中国的大小都市乃至小城镇，都已历经剧变。

“选手们在竞争什么？”“竞争力如何构成？”“什么因素真正影响竞争结果？”观察这场还在进行中的竞赛，剖析这一系列问题，不仅能勾勒出中国城市走过的道路，也助于更加清晰地预见中国城市的明天。

“解放思想、黄金万两”

在中国，城市之间的竞争由来已久，“瑜亮情结”几乎在每个地区都有实例。不过，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研究员倪鹏飞认为，以资源为目标的竞赛，是最近30多年来的事情。

倪鹏飞同时是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竞争力课题组组长。这项研究因为权威而细致地描述了中国城市竞争的现实图景，于2005年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在1978年改革大幕开启之前，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竞争，更多围绕着中央倡导的一些概念、指标而展开，极端的如“放卫星”、“大炼钢铁”等等。至于资源，在强硬的计划经济框架下，由自上而下的整套体系来分配，城市自主竞争几无更多空间。

直到改革开放启动，资源渐渐解冻，可以自由地跨地区流动，竞争环境才开始形成。

比如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开始跑去广东。包括北京、上海、珠三角以外的所有城市几乎都动用行政手段限制本地人才流出。

1995年，经济学家胡鞍钢曾经对特区政策提出批评，认为珠三角短期内腾飞的根本原因是在不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政策上的倾斜使沿海城市迅速发展。

这与今天对大城市的战略倾斜较为相似。

整个90年代，胡鞍钢都致力于对不均衡发展所导致的地区差异进行研究和评点。在这个时期，中央对地方的分权让利改革使地区差异愈发明显，也让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时代来临。

“通过分税制等一系列改革，城市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倪鹏飞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主掌一座城市的官员必须积极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因为除去固定上缴的税费，大部分增收将留在地方。

于是，竞争从传统“摆成绩”变成了经济数字对抗，“这种竞争包括资源、资本、资金、市场的竞争，但归根到底还是关于经济发展优势的竞争。”倪鹏飞认为，说到底就是地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竞争直接而激烈。比如在高利润的烟酒行业，外地产品不得在本地销售或课以较高税费。经济领域的地方保护主义也由此而始。

总体来讲，资本和资金一度成为竞争最激烈的要素。中国城市外源型的发展模式使其必须得到投资来推动经济，特别是在发展初期整个国家都面临资金紧张的状况下。

90年代末，倪鹏飞的博士论文就以城市竞争为主题，“有两个结论，第一是资本，第二是思想观念。当时有句话叫‘解放思想、黄金万两’。”

在他看来，招商引资其实具有丰富含义：它不仅是资本的吸引，还包括技术、人才、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等的引进和吸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乃至于今天，项目投资规模仍是衡量招商引资成效的核心标准。“这是90年代前后城市竞争的最主要内容。”

在中国，每个地方几乎都流传着一些关于招商引资的经典故事。比如市长在公路上截下本来要去邻市的外商、把最能喝酒的干部调到招商引资部门等等。

为了给投资者留下好印象，城市面貌的竞争也剧烈起来。比如说“迎宾路恋爱症”---自从90年代机场在中国的城市普及，每座城市总都要有一条堂皇的迎宾路，要么与机场高速接通，要么直接连接机场，它具有景观大道的特征，大多是整座城市最宽敞的道路。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的名句说：“人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

从这个角度看，“迎宾路”可以说是一座城市面向来客的第一次亮相，满含“一见钟情”的热切期待。

“全面竞争”时代到来

2012年，致力于城市竞争力研究的第十个年头，倪鹏飞及其团队对2002年至今的中国城市竞争力变迁进行了总回顾。

“可以用时间来分析各因素对城市竞争力影响的变化。”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卜鹏飞对本刊记者说。

他撰写了“城市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这个章节，用计量研究显示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城市竞争力的大小。

他说，这些因素对竞争力的影响本是客观现象，但城市政府往往在认识到这些变化后主动采取措施，使其成为一种主动竞争，促成“全面竞争”时代到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发生在21世纪最初几年。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上海的“173计划”。当时上海为了适应制造业承接转移，把降低成本试点园区的规划用地面积从67平方公里扩大到173平方公里，并对园区内的重点新增企业进一步加大税务支持力度。

“173计划”被认为引发了长三角城市的“全面竞争”。各个城市负责人一方面纷纷表态不怕上海的强力措施，另一方面则在全国推进招拍挂制度的同时，推出“零地价”等措施。

在专家看来，“全面竞争”实在是各个城市的无奈之举。历经20年改革开放，来中国内地投资的已非港台地区的“三来一补”企业，而是拥有完整投资评估系统的世界500强企业。热情的招待和“联络感情”很难撼动这些企业的投资取向。

“全面”还代表着竞争范围的扩展。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加入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城市竞争；全国区域平衡战略的提出，使“特区”政策驱动力衰减，珠三角不得不与中部城市乃至西部城市争夺资源。

不过，对资源、资本、市场等的争夺，主题未变。

在倪鹏飞看来，新世纪以来，城市竞争中最具转折性的是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全面施行。

从这时起，土地成为城市竞争的关键因素，城市规模的扩张、拆迁改造等表象竞争，皆由此而来。

“招拍挂让土地价格迅速上涨。”倪鹏飞说，它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的财政收入结构。一家工厂几年、十几年上缴的税收，恐怕还不及一块土地的售价。

一个城市的土地还有多大扩展空间、多大改造空间，成为一种无言的竞争资源。

“资本、土地这些资源要素的竞争，是过去30年间城市竞争的主线，因为它们能比较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倪鹏飞总结说。

人才和政府管理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度最大

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统计系统，城市竞争力研究不仅揭示了影响因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主政官员的关注度，或者说，他们认为城市竞争的锦标所在---人才、基础设施、科技等等。

研究结果显示了一些积极变化：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由硬条件向软实力转变，基础设施和开放度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呈下降趋势，而政府管理、科技、人才、资本等的贡献度进一步提高，在提升城市竞争力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换句话说，过去城市依靠硬环境和外部因素的改善来提升竞争力。而如今，数据显示，人才和政府管理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度最大。

卜鹏飞的统计表明，2011年，科技、资本、人才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已从10年前的第6、第4和第3上升到第4、第3和第1。

他认为，这一方面显示了城市领导人对这些领域的关注，也显示城市之间在这些问题上的差距在增大，因而它们“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

基础设施、经济结构和开放程度的影响，则从第1、第5、第7下降到第5、第9、第8。

在基础设施、资本、人才、科技这些比较宏观的一级因素之外，课题组研究细化了各个子因素。

2002年，对中国城市竞争力影响最大的5件事是：人文国际化、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经济体系健全度、科技转化能力和政府推销能力。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城市有更多跨国企业、更好的道路和更全面的政策法规，它就会在锦标中占得先机。

10年后的2012年这个排序是：科技转化能力、经济区位优势、市内基本基础设施、金融控制力和政府推销能力。

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下降了一位，但它曾在2006年下降到第六位。也许此后影响力的反弹，与经济下滑后巨大的基建投资拉动存在一定关系。

卜鹏飞对人文国际化因素排位下降的解释是：历经30年改革开放，各地开放程度都已达到一定水平，互相之间差距较小，同时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攀升，导致外资日益谨慎。

区位影响从2002年时的第9位一路上升。与人们的期望相反，除了广州对周边城市和海南、福建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外，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深圳这样几个区域金融中心，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均为负向。

也就是，假如一座中小城市位于环京津地带，它恐怕需要更大的努力来克服区位带来的负面影响。

政府推销能力一直处在重要位置，它在2006年甚至还排在市内基本基础设施之前。作为其组成部分，“城市营销”和“城市品牌”等名词炙手可热，竞争愈演愈烈，让城市主官们为创意绞尽脑汁。

当然，排名靠前的因素往往也说明各城市在这些问题上的差距越拉越大，使其更大程度地影响城市竞争。

这大概可以在城市口号中得到体现。

此外，地方政府更加注重科技转化能力、金融控制力的提升，显示了中国城市形态的进步。而令人遗憾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恐怕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竞争的关键内容。

至少过去十年城市的发展方式转变收效甚微，经济结构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度较低。对过去294个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考察发现，综合技术效率显著提升的仅有三成。

西部城市的迅猛崛起也体现了这一结果。十年来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竞争力提升明显。在综合竞争力跻身前50名的城市中，资源型城市占24%，其中西部地区超过40%。

研究报告警告说，“虽然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竞争力提升明显，但只是在GDP、财政收入等短期显性指标方面增长明显，城市可持续发展机制并未完全建立，未来在资源衰退期和枯竭期的发展受限。”

在倪鹏飞看来，中国城市还未进入全要素生产力的竞争。

要害的元素为何贡献率下降

尽管“生态城市”、“宜居城市”近年来被许多城市树为品牌，但它对城市竞争力增长的贡献，从2002年的第9位下降到2011年的第11位。

“我们觉得，它的重要性事实上在下降。”倪鹏飞说。

与之相关，城市竞争力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显示出一个有趣的结果：城市建筑和景观优美度在2007年比2003年提升超过30%；此后持续下滑，到2010年下降了大约20个百分点。

如果仅从数字分析，这与中国城市中越来越多的“雷人标志性建筑”倒是有些切合。

由街区清洁度、山水环境、建筑布局和谐度、建筑和景观优美度等组成的生态环境，在2007年达到高点，2009年后出现了较大回落。在城市街区清洁度方面，2009年的数字比2002年还要低一些。

还有调查数字显示，人们认为，2007年之后政府的规划能力在下降。

一些更层次的问题也凸显出来。

比如，人们一致认为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经济制度、企业管理等，对中国城市竞争力提升的影响仍然有限。

总之，在这十年中，“经济结构调整在各城市普遍比较缓慢，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推动作用下降。经济制度、企业管理和生态环境的贡献度一直比较低。”卜鹏飞总结说。

“十年来我们在制度层面、企业层面的变化、改革不是很大。”倪鹏飞觉得，因为城市竞争要素的变化，上述因素在城市竞争中的重要性不如改革开放的前20个年头。

即便从人均GDP的角度看，企业管理的贡献也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这与90年代末期以来企业改革进展不突出有很大关系。

基础设施的影响虽然在下降，但它仍是过去十年城市竞争的主要环节之一。

与这一情况相互参照的是另一个结论：以城市领导任期为横轴，城市竞争力为纵轴，我们会得出一条倒V型的曲线。

在任期之初，城市领导人会不断推动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但较长任期之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不太显著。

研究者认为，出现这样的曲线，主要原因是官员们一直习惯用投资来解决城市的发展问题：在短期内将经济水平提升到新阶段的有效方式，就是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

但是，正如开放因素一样，经过多年积累，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备，这一因素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度也会越来越小，在GDP指标上也是如此。

如果从人均GDP角度看，2002年金融资本和基础设施的贡献最大；到2011年，后者的贡献能力已经从第2位下降到第8位。

竞争如何走向竞合

竞争造就了城市。但作为总结而言，倪鹏飞的团队认为，过去十年间的城市化，无论是自身表现还是产生的影响，都还不够健康。

所谓“不够健康”在学界已有共识：人口不完全城市化，土地过度城市化，城市体系失衡。虽然影响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人大量涌入大城市，但由于行政分割等原因，拥有最强竞争力的大城市很难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这个过程更倾向于纯粹的竞争，缺少竞合。

导致这些情况的原因包括，粗放的城市化经营方式、过度的土地经营和城乡分割制度等，还包括过度倾斜的规划。

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大城市严重倾斜的背景下，过去十年出台的国家层面、区域层面的规划、政策，都将重点更多放在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上。

不过对于许多问题，倪鹏飞认为要一分为二地客观分析。比如地铁等基础设施虽然快速增长，但中国的许多城市仍然为基础设施不足的窘迫所苦。

这又牵扯另外一些更为复杂、深刻的因素：比如效率、利用率等等。30多年间中国的城市建成区膨胀了4倍，人口仅增加了一倍，为何还会出现越来越拥堵的城市？

问题似乎进入了连环套。

倪鹏飞认为，进入城市社会的中国，城市正越来越强有力地主宰着国家的未来，城市整体竞争力也决定着国家竞争力。

“分析中国城市竞争力格局及影响因素的变化，能够帮助中国各级决策部门认清中国城市所处的位置与环境，所具有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

当然，最终结果是帮助城市主官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的驱动力量和发展规律，使竞争本身更为健康。

2012城市辞典

这些新闻热词或者已经带来巨大的理念转变，或者仍然是一道待解难题，给城市建设者以警示和提醒

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2012年，中国城镇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时值岁末年初，《瞭望东方周刊》盘点了2012年度与城市生活和城镇化进程相关的十大新闻热词，这些热词或者已经带来巨大的理念转变，或者仍然是一道待解难题，给城市建设者以警示和提醒。

PM2.5元年

2011年12月，我国北方出现大雾天气，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美国驻华大使馆每小时发布一次PM2.5的监测数据，最高浓度监测到了522，突破美国空气质量指数(AQI)最高数值的500。与此同时，北京环保局官方微博每日下午公布一次的监测数据，质量级别为“轻度污染2级”。

网友开始自制“滤膜”收集PM2.5，多位专业人士开始向公众介绍PM2.5，微博名人们也在网络平台上呼吁公开PM2.5数据。

2012年2月29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历时4年修改后，PM2.5终于写入“国标”，纳入各省市强制监测范畴。

与现行标准相比，“新国标”最大的变化在于增加了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8小时浓度限值监测指标。这也是公众对纳入国标呼声最高的两项指标。

3个月后，环保部公布了《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一阶段监测实施方案》，要求全国74个城市在10月底前完成PM2.5“国控点”监测的试运行，12月底前公布监测结果。74个城市中包括北京、上海等直辖市，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三大城市群的部分城市，以及各省会城市。

9月28日，北京首批PM2.5监测站发布数据，夜间浓度最高。预计2013年1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按新国标发布污染物监测数据，同时公布空气质量状况评价。

2012年被视为“PM2.5元年”。

PX项目悖论

从厦门到大连再到宁波，PX项目落地风声一出，立即招来反对声浪。

2012年10月22日，宁波湾塘等村近200名村民以居住点距离化工企业过近为由集体上访，要求尽早将村庄拆迁纳入新农村改造计划。

即便镇海区政府第一时间发声称“执行最严格的排放标准”，但此番积极表态效果有限。

10月28日晚，一则简短消息终于平息众怒：“宁波市经与项目投资方研究决定：1.坚决不上PX项目。2.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停止推进，再作科学论证。”

事后，有媒体说，引发宁波镇海反PX事件的是部分村民希望被纳入镇海石化征地补偿规划的上访。村民利益诉求最终变成指向相反的公众环保。

京沈高铁“环评门”

“该重视‘铁老大’的环境问题了。”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詹存卫、陈帆等专家在2010年就曾撰文疾呼。

“铁老大”的环境问题因2012年底京沈高铁陷入“环评门”而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2012年11月29日，京沈高铁拟建线路沿线30多个小区的数百名居民代表来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希望就铁路穿过人口居住密集区问题与相关政府部门进一步沟通。

作为全国“四纵”客运专线北京-沈阳-哈尔滨(大连)客运专线的重要一段，京沈高铁在2009年就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开工批复，全线正线工程投资估算总额约1210.5亿元，其中环保投资约27.7亿元，总工期4年。

按照设计要求，铁路两侧30米内严禁新建居民住宅、学校和医院等噪声敏感建筑物；距铁路外轨中心线两侧30米以外、200米以内的区域内不宜临路新建学校、医院、敬老院和集中住宅区等噪声敏感建筑物。

京沈高铁线路起初预设了三种方案，最后选择了沿京承高速公路红星火、密云至兴隆方案。而这一方案途经朝阳区将台乡六个小区的居民，距离约100米左右，最近处几十米。

此前，津秦客运专线公司、胶济铁路客运专线公司都曾收到过环保部叫停通知书。

北京暴雨

“看海”，已成为每年雨季网友对城市内涝问题的习惯用词。2012年盛夏北京的一场罕见暴雨，让这个调侃变得有些沉重。

7月21日，北京遭遇61年来特大暴雨，一天内市气象台连发5次预警，全市平均降雨量164毫米，79人遇难。遇难者名单在央视被逐一念出。

集中时段的暴雨将本就老化、设计不合理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击垮。“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暴雨后的中国要为“城市的良心补交学费”，有专家预测北京至少将为长期以来“排水思维的边缘化”补交数十亿元。

大雨过后，北京市计划今后3年投资35亿元，用于系统性改造现有排水管网系统。据北京市水务局官网披露，“十二五”期间计划实施中心城排水管线改造工程，投资21.2亿元。

也有专业人士提出，北京既极度缺水，又内涝严重，“只排不蓄”的旧理念治标不治本，形成涵养水源的“海绵城市”、让暴雨转化为宝贵的地下水资源，才是符合潮流之举。

致命地陷

人流熙攘的城市道路突现“天坑”、“地陷”，城市建筑工程安全问题成为焦点。

2009年，广州市就曾经作出预测，称当年可能因工程施工引发地面塌陷、沉降的地段有46处，提醒市民防范。

2012年4月，在北京市区，一名女性突遇路面塌陷，被“天坑”下的热水夺去性命。北京市热力集团给出的解释是，可能因管线遭腐蚀而渗出热水。此事被定性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责任三方为物华大厦的开发商北京万华置业、物业方北京东方大洋物业公司和北京热力集团输配分公司，三方共同赔付受害人家属120万元。

城市管理部门如何保证老百姓在公共场所的安全，公共设施的设计者如何从根源上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一个个“天坑”提醒城市建设急需补漏。

苏州“秋裤”

北京中国尊528米；贵阳中天未来方舟540米，号称“贵阳迪拜”；比迪拜塔还高十米的长沙天空城市838米，总投资不低于40亿元。

有“世界第一门，亚洲第一大酒店，中国第一大体量的超高层建筑”之称的苏州东方之门2012年9月在微博上火了。“这是秋裤呢还是牛仔裤呢？还是低腰的哦??”有网友感叹。

苏州的“东方之门”高69层、301.8米，2004年9月奠基开工，是一座双塔连体门式建筑。其设计灵感来自于苏州古城门。

“秋裤楼”走红之后，辽宁抚顺建造的巨型城市景观建筑“生命之环”也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生命之环”的平均直径157米，相当于50层楼高，整个建筑所用钢材达3000吨。有网友戏称这个花费上亿元的“大铁圈”仅有登高观光、蹦极娱乐的功能。

近些年，“高楼热”从一线国际都市向二三线城市转移，这与二三线城市欲“更上一层楼”的建设目标相契合，成为地方间暗自攀比的一项指标。

对于摩天楼的各种批评中，安全隐患是一个争议焦点。一座高100米的建筑在无阻挡的情况下，烟气可在半分钟内沿竖向管井扩散到顶层，容易形成立体火灾；若是玻璃幕墙，光污染也会干扰邻近环境。

高速免费

2012年9月，国务院批准同意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方案正式实施：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等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将免收通行费。

初衷良好并应当利好的免费政策，实施效果却褒贬不一。

限时免费的高速路，车流量大幅提升，大面积堵车现象蔓延全国，各条高速都传出“史上最堵”的消息。有网友总结防堵车的“六大神器”：矿泉水、羽毛球、干粮、睡袋、微博、尿不湿。

中国高速公路的免费时段如何将“龟速”变回“高速”，还有待城市与道路管理者的探索。

异地高考

2012年，被称为“市民平权”的异地高考政策出台。

2011年初，教育部部长袁贵仁透露，教育部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进异地高考。

关注与争议并至。异地高考是否会大大增加本地考生的竞争压力？如何避免“高考移民”泛滥？

2012年8月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要求年底前，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出台异地高考具体政策。

山东、福建、河南、安徽等地纷纷在规定日期内公布了异地高考方案，但因上述地区均非异地高考的热门地区，新政效果受关注度并不高。

2012年10月，上海异地高考向10类非上海籍考生开放。

与此同时，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异地高考“重点开放地”，当地居民的不赞同之声也愈演愈烈。以上海“大沽路约辩”事件为代表，本地人与外地人、“老市民”与“新市民”关于教育资源的争夺和教育公平的辩论，逐渐显性化。

按北京、广东最新出台的政策，外地户籍考生暂不能在当地报名参加高考。

“异地高考”不仅关乎新老市民之争，还指向更广泛的教育公平。这个议论了多年的问题，如何协调各方利益找到最佳突破口，并逐步让改革入位，2013年或将成为关键一年。

“中国式过马路”

2012年10月11日，一条“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的微博火了。

央视《新闻直播间》随即播出“中国式过马路：十字路口1小时600人闯红灯”，记者在石家庄的一个十字路头，观察采访一小时，发现红绿灯基本形同虚设。

另有研究显示，中国人等红灯的耐心最长时间为90秒，超过90秒就开始扎堆准备“中国式过马路”。

“中国式过马路”不仅折射出城市交通管理手段的“不给力”和国人规则意识的淡薄，还被过度解读为隐喻中国现实：中国人正处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各种现象、矛盾、问题、困难纠结在一起，每个人都想走快一点，害怕被时代落下，为了提高胜算，可以团结具有共同利益的“一撮人”，不按规矩出牌，只求达成个人的目标。

北京市公安局2012年12月6日宣布，将在全市范围内发起交通、治安、环境三大秩序突出问题集中管理整治专项工作，“中国式过马路”亦是整治重点之一。

“你幸福吗”

如果说2012年哪个媒体的发问给老百姓留下了深刻记忆，“你幸福吗？”必是首选。

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走基层·百姓心声》调查节目，深入基层对几千人进行采访，问题都是“你幸福吗？”

很多被采访者的回答让人忍俊不禁。“我不姓福我姓曾”等“神回答”一时间在坊间热传。

采访对象多为基层民众。一位农民工回答“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其实已经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农民工这个词语背后，是一些人背井离乡、寻求机会、受到歧视、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困苦，在他们看来，幸福还有点远。

央视对这些无伤大雅的小调侃给予传播通道，此举也得到舆论的热切回应。各路名人纷纷出来在网络上主动回答“你幸福吗？”

有评论认为，各种各样的“神回答”其实是中国人真实心态和生活状态的部分折射，如果施政者能对此有更深入的探究理解，那这个给大家带来欢乐和辛酸的问题就功不可没了。

为未来城市画像

在2020年的北京，每四人中有两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两人中，有一人坐轻轨或快速交通

2020年是一个被期待的年份。按照十八大传递的信息，中国将在这时建成全面小康。

以这个年头为限，无论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还是武汉、西安、成都、绍兴、桂林等二三线城市，都已经完成了2020年城市总体规划。全面小康时代的中国城市面貌开始浮现。

新城市名片

“目前城市经济占到宏观经济总量的70%以上，科技力量的90%、税收的85%都集中在城市。城镇化的推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否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副院长刘维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总体规划中，各城市都描绘了2020年时自己的城市性质与发展目标。

北京：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

上海：我国经济中心和航运中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将逐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

广州：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东省省会，我国重要的国际商贸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南方国际航运中心。

杭州：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三角洲的重要中心城市，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中西部的武汉、西安、合肥、兰州等城市都亮出了工业、科研、教育、历史、枢纽等名片。三线城市强调地域特色，例如绍兴，是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文化和生态旅游城市，长三角先进的工贸基地。

显然，有些提法着眼点颇为宏大，如济南，致力于成为环渤海地区南翼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心城市；乌鲁木齐提出，成为面向中西亚的现代化国际商贸中心。

不少省会城市表达未来期许时谨慎持重，而杭州的目标先声夺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人口激增，城市长胖

2020年，不少大中城市将继续面对新一轮的人潮汹涌。作为应对，一些城市将引导人口流向新城和小城镇。

比如兰州，2020年市域总人口计划为500万人，比现在增149万人。西安将实施“人口倍增计划”，依赖西咸合并、就地转移和吸引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的方式实现人口翻番，届时主城区人口将达到1000万。

2020年的辽阳市人口将从现在的90万增加到114万。按照《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2010)》提出的城市划分标准：100万至300万的为大城市。这意味着辽阳市将会升级为大城市。

“许多大城市都面临人口激增，虽然中小城市户口很早就放开，但二三产业没有发展起来，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所以十八大后，应通过产业调整，把着力点放在中小城市，使我们国家城市实现大中小线条式发展。”刘维新说。

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北京、上海将从城市中心疏散上百万人口。

北京2020年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而2010年的常住人口已达1961万人。

刘维新认为伴随着旧城改造、人口迁徙，一些问题尤其需要重视：历史文脉是否得到延续，原居民的补偿是否公平合理，原城市中心居民是否会被边缘化？

根据北京的新城发展策略，通州、顺义、亦庄新城规划人口规模为70万至90万人，同时预留百万人口规模的发展空间；大兴、昌平、房山新城规划人口规模约60万；其他新城规划人口规模在15万至35万人之间。

上海向中心区外疏解的人口更多，目前的2347.46万常住人口将减少至1600万左右。

作为目标，届时京、沪等一线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为90%、85%；苏州、西安的城市化水平为80%；而洛阳、南宁等中西部城市化达65%；株洲的城镇化水平达到60%，桂林的城镇化水平为52%至59%。

此外，城市规模也将继续扩大。尽管各城市都提出要集约用地、节约用地，但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2020年的城市仍将纷纷长胖。

杭州城市建设用地由2005年的290.39平方公里增至453.00平方公里；成都由2010年的490平方公里增至670平方公里。

洛阳的城市规划区域扩大一半。此次规划在原有464平方公里基础上，新增诸葛、李村两镇，中心城区面积将达614平方公里。2020年前，洛阳的城市规划区范围将从现有的1610平方公里增至2405平方公里。

刘维新认为，一些城市的规划无限扩张，占用耕地，已经超出自身的承受能力。

“城市无限扩张将直接威胁我国的粮食供应。改革开放至今，耕地占用已导致无地和少地农民达2.5亿之多，不少农民陷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境地，利益分配失衡，农民在城镇化中被剥夺的失落感十分强烈。这是涉及子孙后代的大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刘维新说。

不管城市大小，都需要一定的自给能力

根据中国各城市所勾勒的经济蓝图，2020年中国诸多城市的第三产业占比将达70%，而第一产业占比只有1%。

比如在北京，2020年人均GDP将突破10000美元，第三产业比重超过70%，第二产业比重保持在29%左右，第一产业比重降到1%以下。

“不管城市大小，都需要一定的自给能力。现在北京的蔬菜要靠山东、河北，粮食要靠全国，水资源也十分紧张。这种情况要给予必要的关注。”刘维新说。

在农业大省河南，2020年的中部城市洛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超过4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5%。

即使在重工业城市长春，2020年第一产业比重会降到3%左右；第二、三产业比重均在48.5%左右。

对产业布局，上海的设想是：第一层次，城市内环线以内，以发展第三产业为重点；第二层次，城市内外环线之间，以发展高科技、高增值、无污染的工业为重点；第三层次，城市外环线以外，以发展第一、第二产业为重点。

到那时，上海的大多数写字楼白领仍将在内环线内工作；IT和其他高新科技公司在内外环之间；而近郊区是人户分离的主要导入区，流入人口最多的是浦东新区、闵行和宝山区，浦东新区以35.34万流入人口排名第一。

由于规划中人口主要居住在郊区，大量上班族每天将从东、北、南方向赶往市区。交通压力不可避免。

在交通状况严峻的北京，计划2020年全市中心城公共交通出行占客运出行总量的比例，由2000年的27%提高到50%以上，其中轨道交通及地面快速公交承担的比重占公共交通的50%以上。

也就是说，每4人中有两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两人中，有一人坐轻轨或快速交通。

与之类似，济南2020年中心城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达到45%。此外，合肥、兰州、长沙、武汉等都在推行公交优先战略。

“城市的发展需要产业支撑，而不仅仅是房地产。现在的规划都是指导性的，规划再好，还需要落实。”刘维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