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矿难发生，矿主仍首选瞒报。去年9月以来，云南省宣威市和镇雄县等地已连续发生8起煤矿事故瞒报。瞒报事故的矿主通常以高出事故赔偿标准的经济赔偿作为“封口费”，在利益驱使下，煤矿从业人员及家属不仅不愿举报，还会形成“同盟”，故意帮助隐瞒事故。部分家属将遇难矿工匆匆下葬，对警察称“人是病死的”，拒绝尸检。(《经济参考报》)

　　矿难不是新话题，但对矿难的反思却屡见“新意”，“封口费”就是其中一例。这个结论大意是说矿难罹难者家属不仁不义，拿几个钱就不出来声张正义了，搞得瞒报屡屡得逞，因此家属等大致也算矿难的“胁从犯”。

　　“封口费”是个洪水猛兽，听起来就很欠揍。但问题是，这“封口费”恐怕也应该分门别类：比如政府公职人员，又或者媒体人士，他们拿的“封口费”是一种非法的职务行为，是依仗着强势权力拿公平正义与事主交易；而矿工家属拿的“封口费”则更像变味的抚恤金，人没了已属莫大的悲怆，谁又有权力要求家属放弃物质补偿而只肩负道义？更为重要的是，两者性质迥异：家属拿的“封口费”也许不够道义，但权力者拿的“封口费”却是法治底线的沦丧——前者可以批评，后者却须责罚。

　　信息年代，即便有了遇难者家属的配合，矿难也是封不住口的。为什么每次矿难之后，矿主们总是条件反射地首选“封口”且屡屡近乎得逞？道理无非有二：一是人家平时“封口”的工作就做得天衣无缝，即便事发后不封口，拴在一根绳子上的部分监管者，也会自觉主动地三缄其口；二是事发后，唯一不在利益同盟之中的就是矿工家属，此时的货币补偿既有息事宁人的意图，也等于昭告相关人士，其余环节皆已“摆平”，拿不拿钱你看着办！

　　弱势者的道德瑕疵与强权者的违法乱象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仅仅斥责矿工或家属的道德意识，尽管逻辑上似有道理，却罔顾矿难频发的体制土壤，奢谈形而上的意识能力，最坏的结果是让矿难成为无因之恶。

　　家属拿的“封口费”纵容了矿难？如果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见证奇迹的“封口费”，一定比领导与矿工一同下井的制度还“给力”，比官煤勾结的顽疾还“致命”，比被架空的监管制度还“神奇”。果真如此么？(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