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5月15日报道了一个叫骆锦强的90后农民工子弟，他在北京从小学到初中毕业，四次转学，始终无法有张安稳的课桌，想回老家农村实际也已经无法回去。他在北京读的是农民工子弟小学，但所读学校遭受的是被拆命运。他说：“我没有学籍，没法读高中，除非是回老家，从初一重新开始读。”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骆锦强不过是中国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农民工子弟的一个普通例子，在他们身上所遇到的义务教育问题，表面看似乎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机会问题，也就是社会是否向他们提供了适当的基础教育机会。正是首先在这个环节上，我国教育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城市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其进程之快在世界历史上也属于十分难见。城市化意味着从农村有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到城市工作、生活，当社会和政府将城市化主要理解为一种经济学问题时，自然就会导致义务教育发生脱节，也即没有及时、适当的义务教育配套，从而使新增城市人口陷入义务教育困境。所谓新增城市人口，并不能由户口制度衡量，而是由事实上的居住和生活所体现。把义务教育跟户口制度捆绑，违背了城市新增人口的基本事实。

　　如果从具体执行义务教育角度来说，各地教育机构和政府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解释所辖地区农民工子弟义务教育困境的责任不在自己，或者说主要责任不在自己。这些解释其实当从整个国家和社会来看时，都不过是很苍白的本位主义。虽然义务教育的义务属于家长和孩子本身，但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义务，各地政府作为国家在当地的行政法人，必须以国家的角色履行好相应的义务。

　　义务教育是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伟大成就，它首先被规定为了国家的义务，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向全体国民提供和解决基础教育机会，不管一个国民在这个国家如何个迁徙，当地政府都必须为其家庭和子女解决获得基础教育的机会。相应的，就是一国国民在所在国家任何地方，只要是稳定居住、工作和生活，就应该拥有获得义务教育的权利。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国家才相应有对国民进行强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就是当某个国民不让孩子去学校接受基础教育时，政府可以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以保证全体国民的孩子能接受基础教育。

　　然而在中国，义务教育的观念却被一些人作了颠倒，掩盖或虚化掉了国家首先是义务人的角色，而把义务归结到了家长和孩子身上。由于国家义务的缺损，从而，实际也就导致了家长、孩子的义务不能存在。假如家长、孩子拒绝就学，政府会去强迫吗？政府并不会去强迫，因为强迫孩子去就学，也就意味着政府首先必须执行其义务。比如像骆锦强这样希望读书的孩子，他和他的父母愁的恰恰是政府不去强迫。他们是多么希望自己生活、工作地方的政府能去强迫他们啊！这样，他们就不用愁没有一张稳定的课桌了。（顾则徐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