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侦查，7日发生在福建省厦门市的公交车纵火致多人死伤案件告破。犯罪嫌疑人陈水总被当场烧死。（6月9日《新京报》）

　　犯罪嫌疑人陈水总被当场烧死，让这起恶性案件告破后，连如何惩罚罪犯的过程都省略了。但是，这起并非安全生产问题的严重刑事案件，因涉及到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因素和犯罪动机，引发了舆论的各种反响。有媒体呼吁“无论持什么立场的人，都应同声谴责这起杀戮和做这件事的人。”这几乎是社会的基本共识，而“要让任何想通过这种极端手段报复社会的人清楚，他们是多么孤立！他们只能下地狱！”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因为，干这丧心病狂之事的人，本来是预备好下地狱的。

　　对于这种既失去了理智，又穷凶极恶之徒，已经无法从法律和道德上唤醒其灵魂。因此，谴责和声讨可能无济于事。无论道德层面关于对生命的敬畏，还是法律对犯罪后果的威慑力，对这种亡命之徒都已经失去了“药效”。那么，笔者说出这些“消极”之词，是否认为对这样的恶性案件“无药可治”？绝不是！本文的目的，就是担心此案随着“告破”、“结案”，像有些偶发案件一样，翻过这一页就当尘埃落定，大功告成。笔者以为，厦门公交起火案，结案后更应反思。

　　在有关陈水总“身世”的新闻碎片中不难看出，他对社会的仇恨与他的生活遭遇有关。据说“陈水总之前曾领过低保，后来外出打工低保被取消，他因此上访”；又因他“到了60岁退休年龄，想办理医保、社保等社会保障，但辖区的中华派出所将陈水总的年龄少写了一岁，不予办理”，使他产生了“今天总算明白衙役猛如虎的含义”的怨意。虽然这些在弱势群体中或多或少存在的怨气，不能视为走向极端的必然，但当由此引起的极端行为发生时，就不得不反思如何避免和消解这种怨气。就事论事地说，在“陈水总思想负担很重，在派出所、市信访办等多个部门寻求解决，但跑了22次派出所都没办成”的过程中，哪怕受到几次热情接待，而不是“总被推来推去，没有人给办理”，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那么，对有求于政府部门的社会弱势群体，相关部门的人员给一张好脸，做一个举手之劳很难么？需要很大的成本么？即使不在职责之内，给一个走投无路的求助者指一个相关的路径，或利用部门间的便利做一些联络，给求助者一个希望，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些仅仅有关人性化的公共服务，却在不知不觉的冷漠和怠慢中，消解着社会的温暖，平添了不良社会情绪。事实上，人们在不少社会服务窗口，都遇到过冷脸，遭到过推辞或拒绝。有些公务人员，更把弱势群体看成得罪的起的弱者。殊不知，这些看似微妙的伤害，都是积怨的因素，而爱恨情仇从来就在人类的感情因子之中，只是由此引起的量变和质变的不同而已。只要换位思考，就不难体会其中的道理。

　　说这些，丝毫没有为罪犯开脱之意，而是当这样的“质变”事实上已经发生时，就不得不反思这种“质变”产生的客观原因，从而思考如何去避免。实际上，从一些有关“实名制”的构想和措施中，已经反映出对类似问题的警觉，说明是意识到了某些社会隐患的。那么，为何要把手段用在预防的末端而不做事前的纾解？我们有一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但在提供的公共服务上还不尽人意。其中，不要说主动纾解矛盾，有些连本分工作都还欠缺。因此，对厦门公交车纵火案，在强烈谴责任何针对无辜民众的暴力行为的同时，社会应建立和健全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机制，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这才是厦门公交起火案结案后应有的反思。

来源：荆楚网

编 辑：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