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价格下滑，国内多个煤炭主产地煤炭滞销 CFP资料照片随着煤价的下跌，神木当地的楼市也受到影响 本报记者潘京摄如今，由一个个煤老板缔造的名车豪宅神话或将终结。

　　 去年以来，全球经济不景气，国际煤炭价格下行，大量进口煤涌入我国，国内煤价大跌，内蒙古、山西、陕西等地煤炭滞销，很多煤老板深陷寒潮：讨债、躲债、跑路……一夜之间，从天堂跌入地狱。

　　 痛定思痛。当暴利时代结束，煤炭行业将何去何从？

　　 自去年以来，国内煤炭价格的“跌跌不休”似乎认可了“煤炭黄金十年结束”的说法。

　　 在煤炭市场持续下行的影响下，我省产煤大县神木和府谷的很多煤老板深陷寒潮，苦苦挣扎。

　　 找到刘国庆颇不容易。这个穿着皱巴巴的浅色衬衫、头发乱蓬蓬的中年人，仅从一脸的疲惫看去，是无法将他与身价上千万的典当行老板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他的确是一位有产者，只不过眼下口袋空空。他的正式身份是神木县某地下典当行的负责人。实际上，他手里不仅攥着一家洗煤厂、一家煤焦化厂以及一家商贸公司，还是东胜一家煤矿的大股东，是名副其实的煤老板。

　　 可时过境迁，账面上的千百万资金也难保肚子不饿，为了生存，为了能等到煤产业重现曙光的那天，他只好来到西安，一为躲债，一为讨债。“那边（神木）好多人找我要钱呢，我哪儿有钱？”刘国庆说，做了多年生意，赚了不少，但“都放出去了”，现在连生活都成问题了。

　　当年抽烟“中华”都看不上

　　如今讨债、躲债住小旅社

　　 在西安市高新一路路边的一个座椅上，刘国庆懒散地靠在上面，不停地打哈欠。他解释，因为天气太热，小旅馆里电扇不好用，他被蚊子骚扰了大半宿。

　　 尽管很乏，他对手里的包还是很警惕，虽然包里总共只有不到一千块钱，但里面有债主打的欠条，也有他们详细的家庭住址。

　　 “现在才知道，有钱才是爷，没钱，啥也不是。”老刘手里捏着水煎包说，包子是专门从陕北赶来看他的老李买的。昨天他们在一家小区门口堵住了一个债主的车，可是对方根本不把他当回事，“我说我真是生活困难，可人家根本不理我。”

　　 被小区保安赶走的经历老刘还从未体验过。印象中这些年自己从没受到过如此待遇，过去看的总是笑脸，去哪里都是车接车送，住的也都是“五星”的酒店。

　　 “我以前哪抽过这么便宜的烟？”老刘吃完，从包里摸出一包磨砂软猴，这种烟市面上卖5块钱，如今在年轻人的手中也不多见。一年之前，他抽的全都是一百元以上一包的烟，什么“鄂尔多斯”、“山上明珠”，还有“九五至尊”，连中华都看不上。

　　 老李见他快抽完了，又抽出一根递了上去。老李和老刘是生意上的伙伴，也是同乡，虽然存在“债”的关系，但因为关系铁，才并不避讳见他。“去年好些煤老板跑路了。”老李称，神木很多煤老板是借钱买矿，现在煤价下跌，煤炭生意不好，借的高利贷还不了，只能出去躲债。

　　 刘国庆原来在西安还有大量物业，随着去年年底典当行发生“挤兑”，基本上都抛出去，用来还本付息了。上个月，他辗转内蒙、山西找一些借了他钱的煤企要债，但根本要不到，这才到了西安。

　　 “西安债主有三个，一个欠了我800万元，一个150万元，还有一个是2000万元。”刘国庆说，这次来要债，才真正体验了什么是世态炎凉，以前一个电话，对方就把什么都安排好了，好吃好住好玩，现在，不光钱要不到，连杯水都不给喝。

　　 由于身上带的钱不多，刘国庆只能省着花。他辗转住在靠近几个债主家附近的小旅社里，住的是有三四张床、每晚20元左右的房间，“反正没钱，除了怕被陕北的讨债人找到，安全上倒是没啥考虑的。”

　　 典当行是刘国庆在2008年底和几个生意伙伴合资开的，其中有金融行业的朋友。2009年到2012年间，他的各个生意和典当行的生意齐头并进，赚了个盆满钵满，直到去年年初投资煤矿之后，才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煤矿开不了工，愿意把钱放进来的人也没了，整个链子就断了。”由于典当行的钱有一大部分来自朋友从银行搞来的贷款，为了不因此“触法”，他尽可能的先还掉银行的钱，但即使是这笔钱，后来也难以为继了，“没办法，县上是待不住了，只有出来。”

　　 据他自己讲，自己很多天没有吃肉了，一做梦，就有很多人来问自己要债。“精神要崩溃了，不敢开手机，真不知道啥时是个头儿……”

　　煤价持续下跌

　　当年的奢侈生活“像梦一样没了”

　　 作为西北煤炭质量最好的煤炭产地，神木县每年外运宁夏、青海、新疆的能源公司的量相当大，而去年由于进口煤进入市场，国产煤生存艰难，而煤产业的出路不畅，对神木的民间借贷造成了恶劣的客观环境。

　　 神木县煤炭总公司副总王经理告诉记者，目前只有5500大卡的煤还在卖，但运量较去年同期下滑很厉害，至于天津黄骅的港口，煤已经堆得没处放了。

　　 胡顺尧是神木县高家堡人，一个煤焦化厂的法人代表。2009年，他靠着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一部分高利贷在山西隰县办了煤焦化厂。最初两年，焦化厂生意不错，几乎都达到了年产40万吨的产量，那个时候，胡顺尧根本没有想过生意在某一天会突然急转直下，他期盼着待焦化厂进入高速发展期后，再建一个洗煤厂，朝煤炭产业链的上游发展。

　　 “我办焦化厂的时候，县上已经不批了，所以才把厂子建到了山西。”胡顺尧说，虽然厂子远，但在煤炭生意好的时候，路上运输的成本并不算大，可生意不好，成本高一点就要命了。

　　 “现在生产一吨煤要就要一百多元，各种费用加下来，也要近200元，但现在煤价才200多元，你说还咋生产？”胡顺尧的生意在去年歇窝，等待他的噩梦也随之而来。

　　 办厂时贷银行的钱只是一小部分，高利贷是大头儿，原本胡顺尧考虑通过焦化厂抵押从银行贷款还高利贷的本息，谁知煤炭市场不景气后，从银行办抵押贷款十分困难，贷不下来，地下钱庄便开始找他要债，由于老婆孩子还小，他哪里也不敢去，一天到晚只能好言好语地对要债人解释，一次两次打个欠条算了，后来钱庄也不让他打欠条了，胡顺尧仅在街上，就被钱庄找来的人打了两次。

　　 “打了也就打了，还能怎么样？”胡子拉碴的胡顺尧说，自己曾把能找的朋友都找了，大大小小的煤老板都没钱，“现在也只能就这么硬扛了。”

　　 当地某机关退休干部杨汉卿说，过去，街上的煤老板钱包里经常揣着20万到30万的现金，现在，有的跑路前连一万元也很难借到。许多煤老板在外省市买的别墅，已还不起月供转手倒卖了。

　　 在他记忆中，煤老板过去的生活可谓奢靡，“像梦一样转眼就没了”。“前年夏天，有几个煤老板叫我去西安玩，我们一共5个人，住的五星级饭店，一人一个房。”杨汉卿说，一顿饭基本上都是万八千，有人出去玩了，晚上酒店也不退，就又住到另外的酒店，花钱如流水。

　　 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煤老板刘旭明结婚的时候。据他所知，刘光一百多万以上的车就买了十几辆，娶个老婆花了6000万元，“60台加长林肯，光礼仪就花了200万，当地的年轻小伙，只要穿黑西装、白衬衣，白手套，跟着队伍，一人发一万。”

　　一个煤矿被卖五六次不稀奇

　　炒煤矿发横财 吹大泡沫

　　 “由于市场影响，大多数国有煤矿企业已经减产，但还未出现完全停产的现象。”神木县煤炭工业局办公室李明说，全县私营煤矿一共是99家，主要是年产90万到120万吨的中小矿，该部门对私营煤矿的当前生产情况不了解，“反正生产得少。”

　　 当地大型煤矿国企主要为神华和陕煤，而神华仅千万吨级的煤矿就有二十多个。从去年5月起，随着煤价以每月每吨5到20元的速度不断下滑，当地煤产量也在日渐减少。神木县煤炭公司负责运销的副总经理王先生告诉本报记者，以前神木没有煤的时候，很穷，即便在2000年前，大部分煤矿都不挣钱，一个煤矿20万元、30万元卖，都没有人要——“因为要了就要赔钱，但后来情况不同了。”

　　 随着煤价在本世纪初期的不断攀升，煤矿的生意日渐红火，煤炭火了，带动了煤矿的炒卖风潮。

　　 “一开始搞私营煤矿的，没几个有钱的，资金缺乏，从银行贷不来钱，只好依靠民间凑钱集资，生意好还好说，生意不好，煤卖不出去，利息就会成为一道关口。”小马说。

　　 后来有人发现，在民间高利贷的利息催逼下，与其买煤矿搞生产，还不如倒卖煤矿来钱更快。2000年开始，煤矿倒卖风潮便开始了。

　　 “买煤矿的人，本身资金也是贷来的，快点卖出去挣钱还本息，是主要思考的事。假使自己生产，要找销路，还要承担生产成本，一旦卖矿，钱很快就回来了，跟炒股票炒期货一样。”神木当地经营采掘设备的小马说。

　　 当地煤矿炒卖持续了十多年，直到2012年达到了顶峰，这期间，由于煤价大涨，资源价高，一个普普通通的煤矿，被卖上五六次并不稀奇。开始基本上1000万元一股，后来飙升到5000万元一股，还有人要。

　　 2010年至2011年这种炒作最疯，“只要有人敢卖，就有人敢买”。“私营煤矿大多不以生产为目的，1亿元的煤矿，2亿元买下来，然后再以3.5亿元卖出去，只要有交易，必然利益惊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煤老板称。

　　 2009年当地搞的煤矿技改，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炒卖风潮，“2009年煤矿技改，规定只有90万吨以上才能生产。一些小煤矿，本身如只有30万吨的生产能力，现在就要再买两个30万吨，这样才能办探矿证、采矿证，如此一来倒手频繁，等有人赚大钱了，别人也看样子学会了”。

　　 当然，倒卖煤矿除了利益驱使，也存在客观的经营难题，因为很多私营小煤矿，本身只有探矿权，没有开采权，而要办下开采权，确实不容易。在此情况下，除了加价转手，别无他途。正因如此，在“买涨不买跌”的煤矿炒卖市场上，在480到580元一吨煤的时候，这个格局还可以维持，到二百八九十元一吨煤的时候，2分利息贷款的也能维持，但到每吨210元上下的时候，靠借贷生产的煤矿，就难以支撑了。

　　 当煤价与生产成本持平还略有亏损的时候，必然要停产。正如一位煤业资深人士所说，“一个泡沫破了，连在一起的泡沫也会破，连锁反应就成了恶性循环了。”

　　鄂尔多斯“崩盘”

　　掀翻多米诺骨牌

　　 泡沫的破裂是以一些煤业大佬们的“崩塌”为前兆的。从2011年的鄂尔多斯白昊案，到去年爆发的神木县刘旭明案，动辄掌控数十亿资金的煤老板们的穷途末路，让私营煤矿的冬天显得过于漫长了。

　　 白昊是内蒙古人。至今说起这个传奇式的煤矿大佬，大柳塔的一些投资者，还是啧啧称叹。

　　 “他在鄂尔多斯有一家煤矿，与神木县大柳塔镇挨着，前些年他的公司融资，很多人在他那里放了钱。”大柳塔镇工人呼铁林说。

　　 2009年前后，白昊在神木的融资并不多，后来白的昊达公司加大了宣传，很多人看到他在陕北、内蒙拥有多处“明盘”（大型露天煤矿），并在包头开有专属大型储煤厂，储煤量达6万吨左右。都觉得这个后生实力强，有支付能力，大笔资金开始投入。

　　 “大部分高利贷利息都是3分的。”呼铁林举例称，以3分来计算，100万元一年的利息收入就超过36万。出事前白家每天放款和结息的人络绎不绝，比银行的人还多。“为了放贷给昊达，甚至还要托人找关系。”知情者透露，白昊实际上早在2005年就通过亲戚在当地融资了，白昊“崩盘”后，至今大量投资无法追回。据已披露的消息，警方报案统计名单中，直接债权人已达2700多人，间接投资者则多达数十万人。相比于白昊，刘旭明则是“风头出尽”的煤界精英。

　　 案发时，年仅28岁的刘旭明在5年之内，已建立了集煤矿开采、煤炭加工、洗选销售及铁路运输为一体的多元化集团公司，亲任中山煤业集团董事长。

　　 据刘旭明的一位同乡介绍，刘生于农村，14岁时父亲去世，生活极为艰难，后来，刘考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后回到了神木锦界管委会工作，由于经常帮煤老板们跑手续，很快从中有了第一桶金。

　　 “好像有300万吧，后来又集资了一些，就把厂子开起来了。”知情者说，“他是个见了面，就会让人产生信任的人。”

　　 神木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一位接触过刘旭明的警官说，刘“说话非常得体，是个人才”。

　　 “他搞过两次同学会，拉着同学去内蒙古玩，包吃包住包玩，有个同学看上的8万元的表，他摘下来就送了。”刘旭明的初中同学黄亮说，当时他手机是12万元，一个包13万，车就更不用说了，“很大方，也很有实力，很多同学就把钱投给他了。”“这些私营煤矿后面的支撑就是民间集资，否则他们的发展速度不会这么快。”一位典当行老板称，很多煤老板实际上又是典当行或地下钱庄的大股东，能搞典当行、地下钱庄的，一是自身要实力雄厚，其次就要人缘好，人脉广，“比如龚爱爱……”

　　 由于去年被人发现，刘旭明所称的内蒙古煤矿纯属子虚乌有，投资者陆续报案。据该县公安局政工科白主任证实，刘旭明所涉资金已达3亿多元。

　　 2013年6月9日，记者从该县公安局设在某宾馆423室接待民间报案的民警处得知，自电视上公告后，每天都有不少人前来报案，至于总人数“不便透露”。

　　（原标题：煤价大跌 煤老板苦苦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