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产业体系
——读《李鹏论产业经济》
近日,《李鹏论产业经济》(上、下册)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收录了李鹏同志自1981年7月至2010年8月这段时期有关产业经济的重要讲话、报告、文章及谈话等共178篇。这是继《李鹏论宏观经济》出版以来李鹏同志的又一部力作。
李鹏同志的这部著作,通篇围绕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客观实际,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论述了我国工业化迅速推进阶段产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方针政策。该书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从国情出发,探索我国的产业发展之路。
一、先行产业要先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此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煤、电、油、运等先行产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是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后,能源紧张、交通落后这两个问题尤为突出。李鹏同志曾任电力部门负责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又分管能源、交通、重点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参与了许多重大项目的决策与贯彻实施。尽管他以后的职务不断变化,但他一直十分关注我国产业经济特别是能源工业的建设和发展。
我国的四化建设,能源交通是关键。本书开卷篇《关于电力工业规划问题》就鲜明地提出了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问题。1983年9月,李鹏同志提出:“电力是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经济要振兴,电力必须先行”。他认为:“电力是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而且是重中之重。如果能源搞不上去,特别是电力搞不上去,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就很难实现。” 1985年2月,李鹏同志在《加快能源基地的开发和建设》的讲话中谈到他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也讲,他最不放心的是电,听有人讲,电搞上去了,翻三番也没问题。”
那么,该如何破解电力发展的瓶颈呢?李鹏同志认为,“加快发展电力工业的根本途径,要靠增加新的生产能力”,“电力工业总的开发方针是:一是尽可能多开发水电;二是大力发展火电,重点建设矿区火电站;三是适当发展核电;四是大力发展电网;五是发电能源多样化,因地制宜地发展小水电、小火电、风力发电和其他能源,以解决大电网以外的农村和小城镇的用电需要”。 2005年5月,他在《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一书所作的前言中写道:“电力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应该适度超前、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不仅是电力工业,解决整个能源工业紧张的办法,无外乎两个:一是增加生产供给,二是节约。李鹏同志认为:“要一手抓开发,一手抓节约,开发与节约并重。这要作为能源工业的方针和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长期贯彻下去,不能把节约停留在口头上”,“从战略上讲,保持能源工业的稳定发展,要求不能太高,要开发与节约并重”。
交通运输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之一。交通同样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1986年9月,李鹏同志指出:“在四化建设中,国家要以更多的投入来发展交通、通信事业。”他认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方针是“在继续发展铁路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公路;要利用中国内河航运得天独厚的优势,进一步发展水运;还要发展航空事业。另一个发展方针,就是各种运输方式不能单独强调各自成网,而应该建立统一的全国交通运输网。”到了20世纪末,李鹏同志发展交通产业的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完善。他指出:“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应该以铁路为骨干,以公路为基础,充分发挥水运包括内河、沿海和远洋航运的作用,积极发展航空运输,适当发展管道运输,建设全国统一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李鹏同志认为,“我们国家到本世纪末,能源交通是发展的重点。”这个判断是符合我国经济历史发展实际的。
二、高度重视新兴产业的发展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李鹏同志充分肯定了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1985年1月,他指出:“电子和信息是一个新兴产业,代表了新一代的技术和新一代的生产力,它的发展和振兴必将对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振兴我国经济起到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1986年1月,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技术革命。这种革命的内容尽管很广泛,但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中国要发展四个现代化,必须重视电子工业。”
如何抓住和利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使落后的中国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李鹏同志提出:“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含义上讲。一个是电子工业本身或者说是信息产业本身,我们可以利用现在世界上已经达到的水平,跳越某些发展阶段。人家已经走过的路,我们不一定每个阶段都像人家那样做。也就是说,可以利用世界上技术发展的成果,使我们电子行业发展得更快一些,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们可以利用电子这个新技术来武装传统工业,用电子这个新兴的产业来武装传统工业,改造传统工业,使传统工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更大的社会效益。”
对于电子信息这样的新兴产业,如何使其尽快地发展起来,也是李鹏同志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1985年10月,他强调指出,对于电子工业,“要给一点扶植政策,否则发展不起来。我们要尽量地少花钱,多办事,少重复。”
三、产业基本建设要搞好规划与设计
产业的发展首先要搞基本建设。在我国的基本建设领域,就整个计划经济时期而言,规划与设计落实得并不是很好。不论是总体布局还是某一具体项目的设计与建设,很多时候都未能做到科学合理的充分论证,就仓促上马,实行“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政策。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改革开放头几年,在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生活、对住宅建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那几年城乡建设的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以往30年的总和。但问题也不少。作为分管重点建设的国务院领导,1984年1月,李鹏同志强调:“我们的城市还缺少总体规划的指导,城市的市政公用设施跟不上发展需要,主体建筑和配套的建设不够协调,很多地方环境恶化、污染严重,许多城市缺电、缺气、缺水,严重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北方地区的城市缺水严重,其严重程度比缺电更为突出。”
城市的规划不可轻视,工程的设计也非常重要。1985年1月,李鹏同志在全国设计工作和表彰优秀设计会议上指出:“我们所说的效益,应该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一个工程项目能不能取得这三个效益,决定因素是设计”,“如果设计出了毛病,特别是出了大毛病,很难在施工的过程中加以改变,因为施工是按照设计的蓝图来进行的。如果设计本身的效益就是不好的,投产以后,也很难得到好的效益。如果要改变设计,那就要大动干戈,花很大的代价,已经施工的工程就得返工,要增加投资,延误工期”。
“八五”后期,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每年就有一万多亿元的基本建设在建工程。为了保证这些工程的质量,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1994年11月,李鹏同志强调:“工程建设的好坏,首先取决于勘察、设计,勘察设计是先行。一个设计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程建设的好坏,甚至决定了工程投产以后的经济效益以及它的各个方面。如果设计不好,要在施工中再来解决,那是很困难的;如果把一个不好的建设项目留给生产单位,再进行技术改造,那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说设计是工程的灵魂,勘察设计是工程的先行,这是千真万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