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病患者牛凤祥向记者讲述患尘肺病以来的经历(1月12日摄)。

　　新华社记者何强摄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宋玉萌　苑苏文)在距离北京市中心15公里的房山区良乡医院,躺在病床上的牛凤祥面色黝黑,身体消瘦干瘪,双颊凹陷。1米76的身高现在只剩60公斤的体重。他是尘肺病三期病人。

蹊跷的“感冒”

　　牛凤祥今年48岁,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人。1995年——2010年间在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的北京翁窑煤矿做采煤工人。2010年2月,农历新年前夕,牛凤祥放假回到了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的老家。“当时一直咳嗽,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在家乡的滦平县医院,他被诊断为感冒,一直断断续续地打针、输液。

　　到了2012年5月,这场蹊跷的“感冒”一直反反复复。家人这才慌了神,“当时就觉得他一定是得了啥(严重的)病了。”牛凤祥和妻子于是又来到滦平县医院,经过深入检查,医生拿着肺部X光片告诉他:“你得的可能是尘肺病。”有人告诉他们:“这肯定和你在煤矿上班有关!”

　　当年5月底,茫然的牛凤祥来到承德市职业病鉴定中心要求鉴定,却被拒绝,因为他无法出具工作单位开出的工作证明。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的产业调整要求,房山区在2010年底彻底退出煤矿开采业,截至2010年底,全区先后依法关闭了区内所有煤矿。牛凤祥所在的翁窑煤矿在那时已被政府关闭,矿主也不知所踪。

无力的等待

　　2013年农历新年之后,牛凤祥的病情急速恶化,高烧39度持续了二十多天。2013年4月8日,亲戚带着牛凤祥的妻子一起租了个面包车,把昏迷不醒的牛凤祥送到了北京通州胸科医院。在那里,他被确诊为尘肺病,同时确诊为并发隆气胸、胸腔积水。医生为了导出他胸腔的积水和积气,给他从腹部切开一个口子插入引流管。从此,他走到哪里都要拎着一个长40厘米,高20厘米,宽10厘米的胸腔引流器。一个一次性的胸腔引流器价值200多元,医疗上只允许使用一个星期,可牛凤祥没有钱,只能一个月换一个。

　　当时牛凤祥脑海中唯一的念头就是“找政府”。他们最初去的是煤矿所在地,史家营乡信访办,却被对方告知应该去找房山区政府。牛凤祥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反映问题”之路。2013年10月20日,持续反映问题的牛凤祥引发了政府层面的关注。在他的家乡滦平县,人事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正和他所在的乡负责司法的书记一起,到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商调节,希望能找出解决办法,同时转达他希望得到政府救助或赔偿的要求。“当时我真高兴坏了,这个事终于有人管了。”牛凤祥说,而当他满怀希望再一次找到自己家乡干部的时候,却被告知“人家不买我们的账,这个事我们解决不了,你们还得去找房山区政府解决。”

　　2013年10月30日,牛凤祥和妻子一起到北京市安监局反映问题。北京市安监局的工作人员回复他们说已经把情况转给房山区政府解决。12月4日,再次反映问题的牛凤祥被房山区政府安置到了离区政府1500米远的良乡医院。良乡医院把牛凤祥安置在了住院楼外面的一处板房里,一排板房侧面就是医院的停车场,医生只偶尔给牛凤祥开了一些用于消炎和治疗并发症肝病的药物。

消失的保险

　　2013年6月,牛凤祥反映问题时,听别的病友说“要政府赔偿得有保险”。可当他拿着身份证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去查询的时候,却被告知,他根本没有任何工伤或医疗保险。

　　牛凤祥工作的煤矿每个月工资2000元左右。单位发的工资每个月都会扣掉100多块钱,对此也有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给你们交保险了。然而就是这份每个月都按时交的保险,却在关键时刻“消失”了。

　　不光没有医保,牛凤祥甚至无法拿出正式资料证明自己在1995年至2010年期间确实在翁窑煤矿工作。“矿上不是每年都签合同,其中有两年签了合同,就是都叫过去,签了字就完事了。也没给过我们(复印件或者底单)。”他说,矿上关闭了之后工友们互相都还有联系,可以互相证明。

昂贵的呼吸

　　牛凤祥一家在村里也曾属于“小康之家”,家里存有10多万元的积蓄。从患病开始,牛凤祥一家就陷入了“因病返贫”的噩梦。为了治疗,家里的积蓄花得一干二净,还欠了8万元的外债。

　　牛凤祥被安置到良乡医院后,他22岁的女儿牛晓静从老家赶过来照顾父亲。牛晓静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外地打零工,父亲生病后赶回了老家。为了给父亲治病,她经人介绍处了个“对象”,男方给了5万块钱算作是彩礼,给父亲治病。提到结婚的事,牛晓静只说:“我们想早点办婚礼,能让我爸看见。”她回忆,结婚那天请了录像,他的父亲支撑着发言,由于不想被拍到胸腔引流器,就把它藏在身后,结果一下就碰倒了,当时就喘不上来气了。“我看着特别特别难受。”她说。　

　　牛凤祥有一次对志愿者说:“我不想上访,我是求一条活命的路。这个时代好得很,我想多活几年。”

　　目前,我国尚无“准字号”药物专门治疗尘肺病。

房山区人社局:无法确定相关人员在哪里得的尘肺病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新媒体专电(记者苑苏文　宋玉萌)“当时检查出来的患者全都得到工伤补偿待遇了。”被问起是否存在一些未获得补偿的尘肺病工人时,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位白姓副局长如是说。

　　据他介绍,为退出资源性产业,房山区在2010年5月前就陆续关闭了周边所有区属煤矿,并在2010年到2012年的三年时间里,组织了3000多名矿工进行了职业病检查,其中确诊了1300多人。确诊的尘肺病人全部根据《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发放了工伤补偿,工伤保险基金总共花费超过一亿元。

　　这位白副局长还指出,不同于生产制造业,小型煤矿企业人员流动性大,在安置职业病患者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难题。“很多矿工没有和煤矿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建立健康档案,矿工身份认定难度很大,很多矿工根本没在这里干过活,曾去其他地方打工,无法判定是否是在房山得的尘肺病。”白副局长说,因为北京补偿数额高,所以曾遇到在山西、内蒙古打工的尘肺病患者来北京领取补偿。

　　另一个难题在于说服矿长签字承认矿工身份。“签字就要赔钱,很多矿长或责任主体为了躲避赔偿,就不承认工人身份。”白副局长说。

　　而对于现在还表达诉求要求检查身体的矿工,白副局长表示,很多昔日矿长都已经无法联系到,所以无法确认上访者身份。因此建议这类人员走法律途径,去劳动争议仲裁部门解决和确认劳动关系。

　　专项救治尘肺病农民工的公益项目,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程一水指出,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应增加高危型产业工伤保险基金征收额度,或直接由国家出台政策,统筹财政救助尘肺病工人,才能解决这个“发展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