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旧闻日报，微信号：chinajiuwen1949

从历史命运来说，官吏与娼妓走过了同样的轨迹。官吏来自暴力，娼妓来自欲望，都是人恶的本能。当暴力在官吏手中衍变成权力时，欲望也在娼妓那里衍变为诱惑。

权力将自身装扮得更加神圣，同时将诱惑贬斥得极其下流。前者为“府”，后者为“肉”，当权力经不住诱惑时，“官府”就变成了“官腐”，“政府”就变成了“正腐”。腐败成为一种可怕的恶疾，以至于中国古代皇帝想出了“腐刑”这种绝招。

事实上，南汉皇帝将他所有官吏的所有生殖器都割了去，依然无法阻止腐败这种绝症的到来。

娼妓的世俗化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世俗化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娼妓是管仲创办的“女闾”。

《战国策》二卷周文君云：“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按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则一闾为二十五家。管仲设女闾七百，为一万七千五百家。”

清朝的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女闾”开中国娼妓之先河。管仲是中国重商主义的鼻祖，为了帮助齐桓公实现“富国强兵”的国家战略，他不仅首开食盐专卖，还实行妓女官营。

管仲曰：“蓄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齐桓公首先响应这个“国策”，将自己的宫中的700名美女献了出来。其他娼妓也全部来自官家。

并不是说什么女人都可以做得了娼妓的，蓬头垢面粗手大脚的农妇自然没有这种资格，只能依靠那些养尊处优锦衣玉食贪图享受厚颜无耻的官宦家庭。

好在当官的没有不贪的，所以管仲反贪往往一举两得，一则贪官辛苦敛聚的万贯家财被没收进国库，使国库创收；二则官们都家大户大妻妾成群儿女成圈，将其女眷充入“女闾”，她们手无缚鸡之力，做娼妓正好发挥所长。

管仲的娼妓兴国计划实行以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政治经济效果。

齐国历来重视商品贸易，齐国商人“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国语·齐语》)。这次首创娼妓，齐国还弛关市之征，建立招待商人的客舍，免费提供食宿和三陪。

设“女闾”来招商引资，一时间天下商贾归之若流水，齐国都城临淄成为天下第一大都会。商人获得巨利，齐国则成为GDP天下第一的超级大国，号称“冠带衣履天下”。

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

可以说，国营妓院直到100年前依然是中国特色。来自娼妓业的花税一直是政府的一种主要税种，而管仲也成为娼妓行业的祖师爷受到万世香火。

虽然中国以假正经的礼教治天下，但娼妓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只是和戏子、儒生、胥吏（公务员）相似的一种平常职业，只有到了万马齐喑的明初和毛万岁时代才被妖魔化。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娼妓始终是一种非常时髦和风雅高尚的职业。有点类似今日之影视明星节目主持人。

明宣德年间，皇帝忙着斗蛐蛐，官吏们忙着搂钱，世风日下腐败成风，中国才出现了第一次迫害妓女的扫黄运动，但很快就不了了之。

妓女与官吏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官妓的来源大多为犯罪官员的家属，如上官仪及子庭芝被诛，庭芝妻郑氏及女婉儿配入掖庭；吴元济妻沈氏、李师道妻魏氏败诛后，皆没入官妓。

《苏三起解》中的苏三就是官二代，她父亲被政府以贪污罪抄家，她就沦为官妓，后来又嫁给一个新科进士，重新成为官夫人。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晚至100年前，中国首位“总统夫人”（袁世凯）也是一位青楼女子。

在礼教最为桎梏的宋明清时代，中国的娼妓与官吏之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达官贵人无不以狎妓为荣，甚至皇帝抛下后宫的三千佳丽跑去拜访名妓李师师，又如柳如是、赛金花，无不留下千古美谈。

唐代官吏狎娼，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庶僚牧守，几无人不乐于此道。唐代人把嫖娼称为“春风得意马蹄疾”，狎妓绝对是一件倍儿有面子的事情。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唐代以后把科举的第三名被称为“探花”，与妓女选美皇后称为“花魁”相对。

白居易一生几乎是与妓女声色相始终的。他不仅蓄有众多家妓，而且随着他游宦处所的更变，结识了数以百计的各地的青楼女子。

白居易在《追欢偶作》中有一句诗：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意思是说，我家里养的家妓，每过三年多，我就嫌她们老了丑了，又换一批年轻的进来，十年间换了三次了。

可见官吏们一方面遭到君权的奴役，另一方面有以男权欺凌娼妓。身为官吏的白居易与琵琶女同病相怜，“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