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吴俊玲

    贺永法是一个严谨的人，他到底严谨到什么程度，有一件事可以为之做注解。

    那件事发生在2000年。当时，晋矿工人报发了一期优秀党员人物专版，贺永法榜上有名。人物资料中有这么一句“他曾在科技创新中获得局级一、二、三等奖”。而实际情况是，他没有得过一等奖，是报社编辑给弄错了。贺永法看到以后，就请编辑进行修正，可那时报纸已经印出来了，重印报纸是不可能了，况且不知情的人也不会注意到这个细节。但贺永法认为“是信誉问题，不能马虎”，于是，他连夜把几百份报纸中的“一”字挨个用小刀刮去。

    这件事听起来有点小题大做，但正是因为“严谨”的作风，晋煤集团总医院（前身为矿务局医院）的专家席才有了贺永法的一席之地，山西省耳鼻喉科权威才会使贺永法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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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份简历上，贺永法是这样写的：17岁高中毕业，在家务农；18岁自学中医，成为村里的赤脚医生；22岁，考入了晋东南卫校；25岁毕业至今，一直在晋煤集团总医院工作。

    这份简历并不复杂，但如果和当时的情况联系起来，就不难想象其背后的艰辛。

    1973年，17岁的贺永法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结束了他的高中生活，而在当时，高考的平台还没搭建起来，他的出路只有一个：拿起锄头与土坷垃打交道。这种生活对于一个酷爱学习的人来说，无疑是痛苦的。

    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辗转反侧，思考人生的第一个考题：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思考的结果是：学中医。

    当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沉沉睡去，贺永法却开始挑灯夜战了，他在那盏如豆的煤油灯下，把《中医基本理论》、《中医方剂学》、《中医药性歌诀四百味》一字不落地全背了下来，还依样画葫芦，给患病的亲戚治好了病。此后，上门求医的人逐渐增多。3年的实践，使他所学的中医知识得到了检验。贺永法说：“我很庆幸自己有那段经历，许多中医理论知识就是在那时积累的。”

    1977年，中断10年的高考恢复了，570万名应考者涌进考场，22岁的贺永法成为其中一员。高中毕业以后，他从没有撂下书本，仿佛一直在为这场期盼已久的考试做准备。这场维系了多少人命运的考试，使他的人生得以再次抉择。贺永法小心翼翼地抓住了这次机会。尽管他的分数已远远超过大学分数线，但他太怕失去这次机会了，所以只报了个中专。

    在晋东南卫校，他的刻苦是出了名的，一个同学回忆，贺永法因买不到《诸病源候论》，竟然花了一个月时间，把十几万字的内容工工整整抄写在笔记本上。

    1980年8月，晋城矿务局医院五官科接收了25岁的贺永法。这对于一心想当中医的年轻人来说，失落感是沉重的。他犹豫过、彷徨过，是五官科主任王道琳的一句话“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帮了他，他发誓要在五官科做成一个“状元”。

    当时，五官科只是医院的一个小科室，那个年代，人们认为“那些病要不了命”，很少有人去看医生。所以五官科的病人很有限，就更谈不上提升医术了。贺永法沉不住气了，他向医院提出外出学习的申请，开明的院领导给了他这个机会。

    1983年至1985年，贺永法在山西二院附属医院，师从李西秦教授。李西秦做事要求完美，对同样严谨的贺永法惺惺相惜。第一版的《实用耳鼻喉科学》，他要求贺永法不仅会背，而且要融会贯通。贺永法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技能全得益于李西秦教授。

    十年之后，39岁的贺永法争取到了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习的机会。协和医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治人的病，更治病了的人；不仅注重技术，更注重人文关怀。贺永法一天只睡五个小时，经常吃两个烧饼对付一餐，每天都要坐20多站的公交来往于临时住所和协和医院之间，一年里他收获颇丰。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王直中主任建议他留下来再读三年临床研究生，可因为客观原因，贺永法婉拒了。

    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不坚持”，让他后悔了很多年。当年同在协和工作的年轻人现在已成为耳鼻喉方面的专家，他们很为贺永法惋惜：如果你再坚持三年，或许你就是协和的专家了。

    贺永法说：“协和给我的养分，到现在都还在滋润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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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区土地分局的马遥在就医经历中写道：古语云，心不如佛者，不可为医；术不如仙者，不可为医。贺主任如佛如仙的职业技能，如一束娇艳的玫瑰，奉献于患者，而手有余香。

    马遥是一名中耳炎患者，此前因误投庸医，导致听力严重下降和左耳鼓膜粘连，他在医院治疗过程中，亲眼见证了贺永法的高超医技和良好医德。

    马遥只是贺永法众多患者中的一个，他的感受具有代表性。记者曾跟随贺主任出专家门诊，见证了他的医术仁心。

    一个四岁的男孩淋巴肿大，孩子的妈妈说，之前在运城一家医院看过，大夫给开了些药，但不见效，那里的医生建议尽快手术。贺永法仔细检查后说：“孩子的病情还没到做手术的地步，只需服用我开的药就可以了。之前的药不要再用了，对孩子没好处。”贺永法对那些庸医的做法感到无奈，认为他们危言耸听，没有综合看待患者的病，而是片面施治，把简单的病搞得很复杂。

    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感觉喉咙发干、吞咽困难，贺永法建议她先拍一个片子，病人因家里困难，不想做。贺永法说：“一个片子200元，可判断是不是咽喉发生病变所致，如果省下这笔钱，使施治错误，不仅延误病情，还可能造成更大的浪费。”贺永法的一席话让老人不再踌躇。

    而对于另外一个经常头疼、耳闷、失眠的农村老人，他细心问诊之后，开出的药方是：每天下地劳动4小时，多听几则笑话开怀大笑。半个月后，记者在医院对面的步行街上见到了老人，她挑着担子正在卖菜，她告诉记者：“贺主任的药方真管用，没花一分钱就治好了病。”

    一位住院医师说：“详细解释、耐心开导，贺主任在看病的同时还担纲了心理医生的角色，这在许多大医院是很少见的。”

    去年7月，贺永法的事迹见诸报端，他的医术和仁爱、他战胜胃癌的精神为人们所了解，一位退休老人拿着报纸找贺永法看病，他对贺永法说：“贺大夫，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多为老百姓解除病痛啊！”

    患者的话让贺永法很感动，他对记者说：“医患关系其实没那么对立，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你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他还能对你有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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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太原到北京，从北京到晋城，贺永法带回的是先进的理念和技术。矿务局医院为了让贺永法一展所长，更新设备，完善硬件，把耳鼻喉科设成了独立科室。

    贺永法说：“在人们的印象中，耳鼻喉科不像心脏、神经科那样重要。其实，耳鼻喉头颈疾患不是个小问题，它上达大脑，下连心胸，周围分布着重要的血管和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手术难度很大。而且这些器官是病毒、细菌入侵的‘门户’，很容易被感染。”

    理论——实践——理论，这个循环过程就是贺永法学医的成长轨迹。每做一个手术，他都要查阅大量资料，反复观看名家的手术过程，制订完美的手术方案，然后才应用到手术上。即使是简单的扁桃体、鼻息肉摘除术，他也斟酌再三。他认为，病人不是医生的试验品，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准确无误。

    去年5月，贺永法为一个孩子做了中耳炎鼓室成形手术，几个月后，孩子的妈妈领着孩子到北京复查，协和医院的专家说：“手术很完美，地方医生也有这么高的水平？”协和专家的话贺永法没有听到，但通过家长的传播，贺永法的名字却记在了许多人心里。

    上颌窦穿刺手术，可以做；悬雍垂腭咽成形术，全省首创；喉癌喉部分切除术，全市领先；咽喉部取异物，是科室的强项……30多年来，晋煤集团总医院的多项手术在全省领先。

    除了传承协和的精神和技能，贺永法创新的路也走得很平稳。他和同事们探索的中耳微创手术，可改善听力，使手术时间从原来的4.5小时缩短为1.5小时，疗程也从原来的4个月减少到一个半月，这在全市独有，在全省领先。

    贺永法虽然是个西医，但他在给患者治病过程中，也会结合中医的办法进行施治。他认为西医治标、中医治本不无道理，两者结合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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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月，贺永法被查出早期胃癌。头天下午，他还在为患者做手术，第二天早上他就上了手术台。手术之后，他一度被抑郁症所控制，但他凭借超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终于又恢复了健康，重返手术台。

    这场病改变了贺永法，他原来是一个工作狂，对人对己都要求严格。病中，贺永法深刻反思，收获颇多。第一，通过抗癌，他总结了一套“四位一体”的康复疗法，即心理疗法、食疗、药疗及体疗。他计划把这些体会写成书，帮助那些正与病魔斗争的人们，给他们信心和勇气。第二，他不再是那个一脸严肃的人。开玩笑，请同事吃饭，就连批评的话也很容易让人接受了。第三，他的生活节奏变得有张有弛了。贺永法说：“除了手术，每天晚上9点以后的时间完全属于我，我练完气功，一边泡脚一边看朋友们的微信，从中汲取精神食粮。”

    贺永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他内心的紧迫感跃然纸上。如今，他已到了快退休的年龄，想把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的下属。

    每周二的大查房，就像一次大考，全科医生又渴望又恐惧。他把查房当成课堂，让病人了解自己的病情，让医生获得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对疾病的思维方式，还经常进行现场考试。

    张万红医生是从成庄矿医院调过来的，他是贺永法的忠实粉丝。他告诉记者：“贺主任经常说，病人不是供你练技术的对象，而是需要尊重、需要关怀的人，要努力成为让病人信赖的人。”

    尽管贺永法在省内已是耳鼻喉界的佼佼者，但他依然感到不满足。学习，仍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