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曹操墓穴的证据，一部分来自一系列盗墓案的破获。“我们抓获了5批盗墓贼，一共38人。”安丰乡派出所副所长张燕平对本刊记者说。按照官方目前公布的说法，正是由于这些盗墓贼对这座位于西高穴村西头的东汉大墓不间断的骚扰，以及从他们手中缴获的赃物，终于让河南省当地开始了对这座大墓的保护性挖掘。

　　2009年12月31日，本刊记者来到这块墓穴的挖掘现场。这块长约30米的高坡位于西高穴西郊村头，断崖下是一块玉米地。墓穴分为二号墓和一号墓，虽然两个墓穴的主要入口已经用蓝色塑料布和黄色的草垫遮盖起来，但在现场考古队员指点下，仍能看到几个直径为半米多的圆形洞口，沿挖开的墓穴边缘线露在地表。考古队员告诉本刊记者，那就是盗墓者留下的盗洞。在一号墓地边缘，原本如刀切斧削的笔直墓地线，突然向西边凹进去一大块。“那个位置有好几个盗洞，因为太密集地打洞，盗洞都连成一大片。”这位考古队员对本刊记者说。在墓地深处，还隐藏着很多人工挖掘后的痕迹。“一号墓和二号墓之间的地表距离大约近30米，但已经在地下被一个盗洞联通，在下面说话，对面墓穴都能听到。”

　　按照安丰乡派出所提供给本刊的根据盗墓案出具的文物鉴定意见，披露了一部分盗洞的分布情况：“紧邻断崖处一盗洞，直径1米，垂直深度约3.5米处向东呈斜坡状延伸，然后穿透墓室，所有墓室扰乱严重，前室及耳室的规模因现代扰土封无法测量。”而第一个进入此墓的考古专家——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也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平行于墓道、长约几十米的盗洞。

　　这些都是发现曹操墓的索引，也是近几年来，疯狂盗墓在这片乡村的一个缩影。一件文物从泥土中剥离，到成为身价千万的古董，中间有一个漫长的链条，有着村民们完全不能了解，也无法参与的时间和空间。在发现曹操墓这样传奇的盗墓故事中，安丰乡的村民们只是这个链条中最低级的那一小段。但村民们习惯将文物的最终价值，删繁就简改编为本地乡土传说，以支撑他们从土地生产中无法获得的财富梦想。

　　安丰乡村民对地下的财富想象

　　2010年元旦，本刊记者见到吴大年(化名)，他刚从看守所出来一个多月。因为参与了2007年冬天的一起盗墓事件，他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款1万元。在这起有12人参与的盗墓案中，并非主犯的吴大年量刑最重——其他的同案犯都被判缓刑。吴大年家里用几个月的时间来上诉，二审改判为缓刑3年，但吴大年还是在看守所里待了7个月。这位被村长郭金斗形容为“老实人”的47岁农民，摸着在看守所中被剃成的板寸头，有些自嘲地说：这下成新闻人物了。

　　仅仅是一起普通的盗墓案并不能让这个47岁的农民成为什么焦点。在安丰乡，盗墓案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闻。“从古至今，这里的盗墓之风就没有间断过。”当地的民间考古专家龙振山告诉本刊记者，“安丰乡一带曾经是曹操驻扎军队所在地，从西高穴村向南走出5公里，有个地名叫亮马岗；向正东走7公里左右，就是河北省的习文村。与该村的名字对应的是，该村附近还有个叫讲武城的村庄，据说是曹操率军驻扎此地后，和部下军士习文、讲武的地方。这里是6000年没有间断的村落群。”即使今天，土地间仍然留有几千年前的痕迹。本刊摄影记者在田头捡到的几块碎片，龙振山辨认后告诉他这是源自商代。

　　与丰富的历史碎片形成对比的，是土地产出财富的贫瘠。冬天的田野没有颜色，即使是刚种下不久的麦苗，也被淹没在寒冷的雾气和汽车驶过乡村公路时扬起的灰尘中。虽然有大片平整的土地，但由于人多地少，大部分村落的人均地只有不到一亩，以东部接近铁路的邵家屯村为例，“人均地只有半亩”。村长袁运明告诉本刊记者。而西边的村落，虽然人均土地量有所上升，但由于往西靠近山岭，地势逐渐呈丘陵地貌，田地呈不均匀地小块分布，让耕地的灌溉很成问题。这里的农业灌溉主要依靠一条质量并不好的水渠和并不经常放水的岳城水库。冬天不是大量用水的时节，本刊记者看到水渠和漳河已完全干枯，铺满了落叶和泥沙。因为没有充足水源灌溉，这里的作物只有麦子和玉米，它们都是市场上价格不高的粮食作物。

　　当地里生长不出足够村民们过上好生活的财富时，他们可期待的就是田地里经常可以刨出的灰瓦碎片对地下宝藏的暗示。虽然在采访中，村民们没有真正说明白一个因为挖出文物而发了大财的同乡，但这里仍然流传着很多让他们坚信不疑的关于文物变成财富的传说。

　　郭家屯村村长张清河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故事：他们村曾经有一个热衷于寻宝的村民，最财迷心窍的行为是，认定邻村一户人家地下埋着金蟾蜍。于是给这户家人一些钱，获得了在这户人家屋子中间挖洞的权利，一直挖到洞口渗出清水。因为当地有“金蟾浮水”的谚语，这个村民更相信自己选对了地方。他先后买来3台抽水机，希望抽干洞穴中的水，但积水依然源源不断。“最后发现，他已经打通了地下水，水怎么能抽得干呢？”

　　想挖宝贝，最后挖出口水井。这个故事成为当地一个笑话。但是，村民们仍然相信，笑话中的主人公最后还是发了大财。2008年，这个盗墓成迷的村民因为盗窃文物被抓到了派出所，结案后又很快消失了。他留给村子的最后一个故事是：他挖到了大宝贝，但是去洛阳交易，与来自南方的买家吃饭时，把装有文物的包放在身边的一张椅子上，结果饭后发现包不翼而飞。当然，这个解释并没有被村民和他的同伙们采信，“他们都认为，他可能是为了独吞”。

　　这笔失败的交易后，这个人就搬离了村庄。这几年，村里也陆续迁出了一些人口。虽然原因不明，但在村民的演绎里，都被解释成因为挖到宝贝发了大财，怕被派出所追究所以离开。就连村长张清河也坚定地相信这些传说。

　　盗墓人

　　赵村的吴大年也受着贫困现实的困扰和盗墓发财传奇的感染，这个村子是安丰乡里最接近漳河的村落，因此村里的地大多为河滩地，分散成小块，不易灌溉。吴大年家人均只有8分地，土地的产出满足不了家里的开支，“吃菜，烧煤取暖，电器用电”。每年5月以后，他会去安阳城里打一点零工，他有木工的手艺，但是活儿却不容易找。一天四五十块的人工，除了补贴家用，都用在了修缮房子上，即使是这样，他和妻子住的屋子陈旧阴暗，灶台旁边摆放着一张床，墙壁被煤烟熏成了黄黑色。屋里的小圆桌上，摆放着一台屏幕看起来不到14英寸的旧电视。47岁的他脸上沟壑纵横，头发也冒出星星点点的白头，看起来像是近60岁。2007年冬天，当邻村一个亲戚找上门，邀他一起做一笔盗墓的活儿时，他犹豫了一下，听说还有11个人参与，也就答应了。

　　“盗墓这个活，一人两人干不了。”张燕平对本刊记者说，“需要人把风、开车，还有挖掘是体力活，至少需要两个人轮流干。因此，总是团伙作案，至少都在三四人以上。”吴大年参与的这次盗墓，是破获的和曹操墓有关的盗墓案中，涉案人数最多的一起。周围村落和吴大年一样处于困境中的村民很多，为他们组成这支挖掘队伍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比如同村的吴小刚(化名)正陷入计划生育罚款的困境中。他家一共生了两个闺女。按照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428”规定，必须在第一个女孩年满4岁，妻子28岁之后才能再生育。但吴小刚家在这个时间点前诞下了第二个闺女，需要交罚金1.2万元。“他交不出钱来，还被关进乡政府3天。但3天后他家依然凑不齐罚款，最后还差3000元，我们村干部给他凑齐欠款才放出来。”村长郭金斗告诉本刊记者。

　　而相邻不远的吴聚杰(化名)也陷入了麻烦中。他2007年开始去东北四平打工，一年后回村里帮那边的老板招工。“说好工钱一年一算。我们村有几十人都跟着他去。”一位村民告诉本刊记者，“但到2008年底，老板说由于经济危机，发不出工钱。他在那里也说不上话。”因为带村民们离开家乡时说的承诺没能兑现，吴聚杰在村里的信誉受到很大质疑。他不仅要伤脑筋如何帮乡亲们要回工钱，还要应付家里儿子结婚的开支。“他家有两个儿子，这两年都成家了，每一个都要负责帮他们把新房造好。”郭金斗对本刊记者说。

　　金钱似乎是解决他们所面临麻烦最直接的方法。2007年底，他们都参加了这个12人的盗墓队伍。

　　西高穴村的墓穴传奇

　　从1998年开始，西高穴村头的一个大墓就被认为是埋着“大东西”的地方。第一次把财富想象引向这个方位的人是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2005年前，徐玉超一直在村里经营一家砖窑。因为土里经常带着不知道哪个朝代的碎片残渣，土质不纯影响了烧砖质量，成为徐玉超头疼的问题。1998年取土的时候，土里发现了一块石牌，后被证明是后赵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

　　因为是从土中翻出的单块石牌，并没有发现鲁潜墓地，但当地的一些考古专家，凭借这块牌子，猜测出曹操墓的大致范围。龙振山也为此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华夏考古》上，消息传出后，村里很快出现了一些陌生人。

　　“发现石牌不到半年，就有人上门求购。”徐玉超对本刊记者说，“开始出价300元，我们不卖，他们就经常上门，最后涨到了3万块。”和求购石牌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手拿洛阳铲，在西高穴村附近出没的人。“有外乡人，也有附近几个村的村民。”徐玉超说。他亲眼见过这些心怀探宝梦想的人，“手里拿着直径约十二三厘米的空心钢管，探头一端被削尖，尺寸稍大，约有15厘米左右。钢管和钢管之间用螺丝管连接”。洛阳铲的功能，一是取土。插进地里后，拔出来的土壤颜色是分辨地下是否有古墓的重要凭据。龙振山曾经看过考古队员对土壤的分辨。“生土和熟土有很大区别。因为土壤经年累月，会自然沉淀成5层。但墓穴边的泥土因为被夯实之后，土壤间的颜色界限是被打乱的。有经验的盗墓贼可以分辨其间的细微差别。”

　　当发现有熟土的迹象时，洛阳铲的另一个功能是通过用螺丝帽连接加长的方法，一直往地深处钻，直到触到墓穴的砖墙。“盗墓者会将火药用塑料布包好，放进插孔中进行爆破。”徐玉超对本刊记者说。

　　如今被认定是曹操墓的这块土地，曾是另一个村民徐镇海开的砖窑取土的地方。据说在取土过程中，已经发现了一些熟土的痕迹。而根据鲁潜墓志的指向，这里被包括进了曹操墓穴的疑点范围。因此，当2005年国家颁布了耕地保护政策，西高穴村的所有砖窑都停工时，取土的地点成为一片无人看守的荒地，盗墓者很快来到这里。“2005年除夕晚上，大家都在放鞭炮。盗墓者也选了这天晚上去放炮。”村长徐焕朝告诉本刊记者。

　　这是近10年来墓穴第一次被开启。放炮口选择的位置显示出盗墓者非常有经验。墓穴位于荒地的西边断崖，崖下是一块玉米地，视野所及没有人家居住。从现代土层到墓底是15米，墓穴的空间高度为6.8米。但因为砖窑常年取土，挖去了表层5米的泥土，因此盗墓者只需要炸开约3米的土层，就能触及墓穴的砖墙。盗墓者用的炸药是自制的挤压式炸药。“爆炸后土壤并不向外飞溅，而是把土壤挤进周围土层，让炸开的洞口更紧实，不会塌方，洞口直径不到1米。”徐焕朝对本刊记者说。盗洞口因为位置隐蔽，和地底距离较近，成为此后这所墓穴被屡屡侵犯的入口。

　　2007年底，包括吴大年在内的12人来到了这片荒地时，就是从这个洞口进入墓穴的。

　　盗墓

　　吴大年他们并不是继2005年除夕后第一批进入这个墓穴的盗墓者。徐焕朝告诉本刊记者，墓穴第一次被炸开后，很快就有村民举报。乡党委书记贾振林便去附近的南水北调工地，找来了正在工地上考古的河南省文物队队长潘伟斌。

　　徐焕朝用绳子把潘伟斌放进了墓穴。“我当时就判断这是一个王侯级的大墓。”潘伟斌对本刊记者说。墓地的材质也显示着墓主的不凡身份。龙振山家中还存有当时收藏的一块墓砖：砖长50厘米，宽25厘米，厚12.5厘米，素面磨光，和同时代的民用砖不同。“民间用砖呈淡黄的泥土色，而且有网眼花纹，而这个墓穴中的青砖不仅颜色质地不同，而且规格也比民用砖大一倍多，一看就是特制的。”龙振山对本刊记者说。

　　考察西高穴村大墓后，潘伟斌建议回填洞口，派专人巡逻保护。但考古专家对这个墓穴的评价很快就在乡村里传开了。“我们把洞口回填上以后，经常会有人来挖墓。”徐焕朝对本刊记者说，“每次盗墓，都会把回填洞口的土推到洞穴中。”

　　2007年12月底，吴大年一行12人，带着手电、木棍、麻绳以及挖土的钢筋，来到墓穴。挖开墓穴的填土后，“用木棍横放在洞口，上面绑上绳子，负责挖掘的人就先下到墓底”。吴大年对本刊记者说。

　　挖掘的过程很简单。“5个人放风，6个人下墓，留一个人在外面车上等。下墓的人分为3组，一人挖土，一人清理挖出的土方，大家轮换着干。”吴大年对本刊记者说。他们选择了墓室中土层最浅的一个地方，“那里曾经有人来挖过所以留下一个坑，我们就从这里挖起”。

　　冬天的田野非常寒冷，吴大年说，本来穿着大衣在地上放风的他，在等待几个小时后，也进了墓穴避寒。当他顺着绳子攀缘而下时，才两米多的距离，就已经着地。脚下全是松软的泥土。这座高6.8米的墓穴，由于盗墓者挖出的堆土，离洞口的位置已经非常接近。

　　挖了四五个小时，天快亮时，他们挖出了一个石牌。“裂成三块，大约有两三百斤重。我们用绳子系住，拉上地面。”吴大年说。

　　南水北调工程与盗墓产业链

　　吴大年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在盗墓的产业链条中，他们所做的只是最低级的一环。在通常的盗墓产业链体系中，由“下苦”和“腿子”从墓中盗出文物。他们由于技术含量不同而领取几百元至几千元不等的辛苦钱。雇佣他们并为整个盗掘出资的人叫做“支锅”。“这样的人选通常由本地人充当，他们有一定经济能力，能支付组织一次盗墓活动的经费。并负责将货物出手。”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郭家屯村的吴波(化名)就充当了此次行动的“支锅”。据跟他家相熟的人告诉本刊记者，吴波家境很好。父亲年轻时在安阳市棉纺厂在安丰乡的分厂工作，后来当上了分厂厂长，是个有能力，在村里也有威信的人。虽然家还安在村里，但一家人都是城市户口。南水北调工程经过安丰乡，他父亲也在工地上承包了一些小工程。在当地人看来，表明了他在人脉和资金上有当地村民难以企及的优势。村长张清河告诉本刊记者：“据说承包一段工程，需要投资近1亿元。”张清河也曾经想去试试，甚至把关系都找到了市里，但还是没能得到承包权。

　　吴波的岳父在施家河村做包工头，也是当地人口中的有钱人家。吴波在安阳市经营一家网吧，“投资约有140多万元。”知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因此，这个还不到30岁的年轻人根本不愁钱花。当地人形容他是一个“花花公子，穿着时髦，身边常常有姑娘围着”。

　　下苦、腿子、支锅，这些古怪的名词，是一个盗墓基础产业链条中的人员称谓和基本建制。从2005年开始正在经过这里的南水北调工程，促成了这条产业链在安丰乡的发育成熟。在盗墓史上，每个大工程的开发，总是伴随着盗墓案件的爆发期。按照南水北调工程规划，从2005年开始，工程将从西南至东北方向，通过安丰乡中部。郭家屯村村长张清河承包工程未果，却探听到了另一个消息：“听市里说，有外国人表示要出资修这个工程，条件是挖出的文物全部拿走，我们国家都没有同意。可见这条路线上的文物有多么多，多么珍贵。”

　　事实的确如此。2006年，当工程进入到安丰乡的第一个村落固岸时，就发现了一个有近400座古墓的北齐墓穴群。考古队随即进入这里驻扎挖掘。据一位当时参与文物挖掘的固岸村村民告诉本刊记者，为了避免在挖掘过程中盗卖文物，所有参与清理固岸古墓群的工人都是从周围村子里招募的女性。“每个人都佩戴胸牌，一个男人都不要，保证刨出来的文物不流失。”

　　即使这样的措施，也阻止不了盗取文物。张燕平的办公室连着一个小卧室，卧室中的电视柜是用一个完整的瓮状陶器充当的。张燕平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从南水北调工程线上缴获后还没来得及上缴的文物。几个来自浦阳的民工以干活之名，行盗墓之实，“他们那边管这种器皿叫‘飨’，是古时候装粮食的容器”。

　　“盗墓者很多都是民工，一边干活，一边找文物。”张燕平说。受南水北调工地上发掘文物的影响，盗墓之风从东往西在安丰乡蔓延。张清河是2007年才上任当村长。“这两年已经不记得跑了多少次派出所，经常有派出所通知村民盗墓被抓了，我都要去派出所认人。”张清河对本刊记者说。与盗墓者相伴而来的是从各地闻风而来的收购者。“我们村里还有从洛阳那边过来的，腰里别着手枪来收东西。”张清河说。

　　这些外来人丰富了盗墓链条里“掌眼”这个环节。这是一种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人，他们通常会寻找古墓或懂得鉴定文物，大多也同时拥有雄厚的资金，会根据自己的鉴赏眼力买下整个墓葬盗出的文物。

　　对土地新的财富想象

　　吴大年们挖出的画像石被吴波很快出手。2008年2月，安丰乡派出所破获了这起12人参与的盗墓案，吴波家里也向派出所送回了本已经出手的画像石。本刊记者在龙振山家中看到了这幅画像石的拓片：画面分3层，描绘有水军训练的场面，类似《水陆攻战图》，画面上有仆役、车马、桥梁，还刻绘有一个栩栩如生的蜻蜓。这幅画像石被鉴定为曹操墓的证据之一。

　　但此后，对这个墓穴的骚扰仍然没有间断。2008年9月，张燕平又接到举报，有人进入墓穴。“这次是6人团伙，我们赶过去时候，两个望风的立刻跑了，剩下墓穴里的4个人就像瓮中捉鳖，让他们抓着绳子爬上来，出来一个抓一个。”张燕平对本刊记者说。

　　这一次缴获的写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成为确认曹操墓地的重大证据。

　　曹操墓被河南方面宣布确定后，村民们开始了对土地价值另一方面的想象。郭家屯村距离西高穴村不到3公里，这是一个让张清河骄傲的距离。“我去少林寺看过，30公里的地方就已经有饭店、宾馆。曹操墓比少林寺有名吧，我们这里才2.5公里，宾馆、饭店肯定要盖在我们这里。”从郭家屯往西高穴村的路上，张清河不停地向本刊记者指点他们村庄1500亩土地的方位：“确定是曹操墓后，市里领导告诉我，一定要看好村里的地，马上就会值大钱。现在一亩就4万元，确定是陵墓后，起码得翻几倍吧，至少卖12万元一亩。”

　　张清河告诉本刊记者，今年要组织全村干部去外面旅游：春天去苏杭，秋天来北京，爬长城。但最重要的是，买卖土地的公章一定要随身带在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