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二胎”

　　他们是一群梦想生育二胎的人，这个梦想很卑微，但他们却无法实现，尽管即将施行的“单独二胎”新政为生二胎放了一个小口子，但他们不是“单独家庭”，不合政策条件。他们只能在等待“二胎”的煎熬中继续做梦……

　　记者_郭丽萍 广州报道

　　生两个孩子，是她的梦想。

　　严琳是一个9岁孩子的母亲，为了留下肚里意外怀上的另一个孩子，她考虑过给儿子办残疾证，试了假离婚，提出辞职，但还是没能突破计划生育的森严壁垒。她和丈夫体制内的身份，那份“好听”、越来越多人挤破脑袋企盼的工作：公务员，在关键时刻，反而成了绑架她、挣脱不了的隐形绳索。

　　计生人员威胁，领导辱骂，最终连家人也没与她站在同一边。这个母亲不明白，怀孕这件很美好的事，怎么却成了一场噩梦，自己只不过是想生个孩子，怎么被当成了罪人。

　　在严琳被迫引产肚中已有明显胎动的孩子21天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那只大手将二胎生育权的大闸门抬起一道缝隙，将单独家庭放了出去。但严琳和许许多多等待生二胎的非独家庭一样，依然被挡在门的这一边。

　　戈多，始终没有出现。

　　想生二胎的人

　　2013年的夏天，再次发现意外怀孕时，34岁的严琳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严琳心疼孤独的儿子，想生个弟弟或妹妹好让他有个伴。她和丈夫都出生于计划生育全面实行之前，严琳有个哥哥，她的丈夫也有弟弟和妹妹，他们都庆幸体会过家里人多热闹的氛围，有兄弟姐妹可以互相照应。但是到了自己儿子这一代，三十几年的计划生育使得邻里年龄相近的小朋友都少了，到了周末或假期，儿子连一起玩的伙伴都没有。

　　另外，严琳的哥哥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至今未婚，以后结婚生子的可能性也很小。严琳的父母觉得，如果她能再要一个孩子，也算是填补这个遗憾。

　　而且，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严琳也觉得自己在育儿方面更有经验了。夫妻二人工作稳定，经济上不算特别富裕，但也承担得起再生一个孩子。年龄在一年年增长，已经不容许她再多地犹豫、等待。

　　让许多与严琳相似的家庭生二胎的想法更加迫切的，是对“失独”这个潜伏的幽灵的恐惧。独生子女家庭被认为是在走钢丝的风险家庭。人口学者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算，1975年到2010年间，中国产生了约2.2亿个独生子女家庭。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约有4%的孩子在25岁之前死亡。到2035年，这2.2亿个家庭就有近千万家庭不幸遭受失独之痛。

　　33岁的董民诚，有个6岁的孩子，也是一位走在钢丝上的父亲。失独对他来说，不只是抽象的数据，而是身边真切的悲剧。一位亲戚唯一的儿子在大学毕业之际，患白血病离世。这无异于整个世界的坍塌，夫妻俩都崩溃了，他们的状态没法用“活着”来形容，只能说“还没有死”。这位亲戚一听到鞭炮声就哭：“孩子在的话，也该结婚啦，咋就没了。”而他的妻子更是不停念叨“宝贝哪去了，宝贝哪去了……”

　　董民诚的父亲不相信宣传标语所说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地震、三聚氰胺、疫苗、幼儿园门口的凶杀事件、教师虐童……各种天灾人祸，随时可能夺去独生子女家庭的唯一寄托。伤亡严重的2011年丰县校车事故，离董民诚家不到8公里。他希望董民诚生两个孩子，使家庭抗风险的能力大一些。

　　“没有世外桃源”

　　但在得知妻子意外怀孕之后，严琳丈夫的第一反应是“这孩子不能要。”

　　身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他深谙，体制内的人违反计划生育后果更严重。他们不符合生二胎的条件，“超生”不仅要交一大笔社会抚养费，还将意味着被“双开”。这个群体仰赖体制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同时又被体制牢牢束缚，在计生政策前没有反抗的余地。

　　早在2004年生完第一胎的时候，严琳就被要求“上环”。那时候，她还是一名老师，学校里负责计生的工作人员频繁地给她打电话。虽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并没有关于“上环”的规定，但现实中，“一胎上环，二胎结扎”却近乎强制规定，与之后的一系列重要“证明”、新生儿户口登记挂钩，甚至被一些地方的计生部门列入考核指标。耐不过每个月一次的催促，在生完孩子半年之后严琳上了环。

　　但是，严琳遇上了她原先所顾虑的一系列副作用。严琳原以为是生完孩子之后的妇科炎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得不频繁地去医院，找过中医、西医，服下一帖帖的中药，却一直没见效，直到2012年取了环。取环也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有单位书面证明体质不适合戴环。

　　在严琳夫妻考虑生二胎的可能后果时，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蔡智奇已经被告知，有人举报他违反计划生育生了两个孩子，校方要求他尽快自动离职。2013年11月19日，蔡智奇正式接到华南理工大学人事处《关于给予蔡智奇开除处分决定》的通知书。蔡智奇给学生写了一份公开信：我已经被剥夺了当老师的权利，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再当你们的老师了。在华工攻读博士学位的妻子也一度被校方要求退学。

　　就在蔡智奇居住的教师公寓楼下，贴着一份街道办的《举报计划外生育怀孕有奖》，奖金最高达3000元。有不满的人对此作了回应，在告示的显眼处画了个大圈，里面写了两个大写字母：SB。

　　2007年，蔡智奇作为留学人员前往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其间，陪读的妻子在美国生下了大女儿。回国前，妻子意外怀孕，在回国后的2010年1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近些年，在蔡智奇的身后，越来越多有条件的家庭纷纷远赴境外生育，入当地籍，以规避计划生育政策。但深圳等地已经出台计划生育新规，将这种情况定性为“超生”。

　　蔡智奇认为他与这些人不一样，他没有违反计划生育。她的大女儿是美国籍，不占用出国前获得的生育指标。而且，2002年国家计生委印发的《出国留学人员生育问题规定》中提到，夫妻双方在国外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留学人员，不符合国家有关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国外生育或者怀孕后回中国内地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回中国内地后不予处理。而且，12月初，蔡智奇向校方提交了申诉，不过，一个月过去，他还未收到答复。

　　意外怀孕之后，苦恼、矛盾的严琳试图寻求网络的帮助，她加入了一些因想生二胎这个共同诉求而集结起来的QQ群。在那里，严琳第一次认识了几个近些年积极呼吁停止独生子女和计划生育政策人士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易富贤。

　　医学出身的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人员，他从2000年开始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并在2002年进入妇产科领域之后，系统反思和批判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年，易富贤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花费在人口研究上。他一直通过电子邮件给数百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资料，希望通过法治的途径停止计划生育。

　　严琳看过他的博客，开始试着给他写信，讲述自己的经历。易富贤收到严琳的邮件后，将她的经历发到了微博上。不少网友质问：如果真的这么在意孩子，为什么不选择离开体制？

　　严琳不是没有想过辞职生孩子。但她不可能在家做全职主妇，而北方这座小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像样的企业特别少，她这个年纪的人再出去找工作很难。计生部门的人还威胁，即使她辞职生孩子，她老公也会被开除。生二胎需要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约13万(当地普通公务员一年工资3~4万)，是笔不小的开支，而且以后两个孩子的负担将更重。

　　易富贤回应那些质问严琳这类体制内家庭的网友：“即使离开体制，计划生育仍然是基本国策，没有世外桃源可逃。”为了生二胎，易江的妻子在怀孕前提前辞去了公立中学老师的工作，在2009年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个逃离体制的家庭，依然没有逃出计划生育的掌心。除了被要求缴纳近5万元的社会抚养费，2012年易江在一家国企准备办入职手续的时候，因为“超生”，最后只能签第三方合同，成为“临时工”。因为触碰计划生育这条红线，他还失去了申请积分入户广州的资格。

　　另一位长期反对计生政策的人士杨支柱，正在筹划写一本书，叫《一百个人的被计划生育经历》。介入2012年的陕西镇坪强制堕胎事件之后，他的生活多了一项新内容：接待计生受害者，为他们介绍律师和记者。而这些人里不仅有体制内的人，也有体制外的人。

　　蔡智奇已经请了律师，准备打官司，他已经有心理准备，知道这条路会很难走。杨支柱告诉他，法官得听县领导的，县领导的乌纱帽又被计生这条线管着，很多都不立案，即使立案了，就他所知的案子都输了。

　　一票否决制

　　在省重点中学老师董民诚工作的城市，三年前有两对夫妻因为计划生育被开除，同时两位中学校长、一位教育局的科长受牵连，被调离工作岗位。董民诚所在的学校对计划生育一直查得紧，育龄妇女一年复检4次，以确保没有超生二胎的可能性。他的妻子不忍心丢掉工作，也不希望因为自己，让无辜的领导、同事受牵连，所以他们一直在想生但不敢生二胎的路上徘徊、等待。

　　这就是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通行多年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严琳几乎考虑过所有可能保住肚子里宝宝的方法。她曾留意到，周围有一些同事、朋友，通过各种方法拿到专家或医生鉴定，做假病历，给小孩办残疾证，从而拿到二胎准生证。不过这个过程很复杂，她已经来不及走这条路。在网上搜索“公务员怎样才能生二胎”的过程中，“假离婚”三字进入视野。

　　严琳决定铤而走险。她与丈夫俩反复讨论、争论了两个月，在2013年8月办了离婚手续。第二天，严琳花了15000元和一个雇来的未婚男人登记结婚。不过，这一切都是形式，严琳跟丈夫还在一起。

　　不过，严琳在事后才发现自己“太天真”，事情根本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中国的计生政策之严格，让她惊讶。

　　申请二胎证时，计生部门要求严琳出具民政局开具的关于结婚、离婚、再婚的时间。因为离婚和再婚的时间隔得太近，而体检的时候已经怀孕三个月，严琳被列为“高度怀疑对象”，因此申请二胎证被拒绝。严琳从工作人员的口中了解到，不只她一个人在走这条路，被查出来的就有好几起，其中就有当地国企的职工。

　　“他们像敌人一样对待我们，严格审查。”严琳说。计生部门的人到家里、到单位调查，看两个人是不是真的结婚，有没有办酒席，还到严琳丈夫单位调查是不是真离婚。

　　真相很快暴露，噩梦开始了。

　　以“审查办案”自称的计生人员告诉严琳，如果她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子，那她将是他们这个地方30多年来第一个公开超生的公职人员。

　　领导知道后大为光火，说话很难听，甚至用了很多侮辱性的语言。严琳再怎么解释是意外怀孕，领导也没有任何同情和理解的表示。严琳被告知，如果坚持要这个孩子，同事的升迁、提拔，单位的评先进，各方面都要受到影响，全单位的人都会记恨她。鉴于严琳的年龄和前一次流产不全的病例，医生告诉她手术有一定的危险，不建议做手术。严琳求领导，但领导认为她在撒谎，还威胁严琳要是不去流产，计生部门有的是办法，会抓她去医院。严琳知道，领导在乡镇上做过计生工作，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计生方式比较野蛮，超生的真会被抓去医院引产。

　　出生于北方农村的董民诚清楚地记得，他的一位邻居1990年生了一个儿子后，1996年偷偷怀上了二胎。胎儿6个多月时被举报，乡镇直接来人把邻居绑到医院，强行用药之后送回。董民诚亲耳听到她在家痛苦地叫了一夜，死胎才出来。

　　严琳这个地方，这几年计生工作也稍微收敛了一些。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地的生育率很低，达不到省里下达的指标，超生一部分对计生部门没有影响。计生人员跟严琳解释，假如她不是公务员，他们有可能放她一马。

　　但单位领导只给严琳一个选择：把孩子打掉。即使她辞职，单位当年的评先进也会受到影响。严琳压力很大，同时觉得委屈：“他根本不会把你肚子里的孩子当成一个生命来看。”

　　令严琳最终感到绝望的是，迫于各方压力，她的丈夫、父母、公公婆婆没有一个人支持她要这个孩子。

　　2013年10月25日，严琳她走进手术室，做了引产手术。那时候胎儿5个月，严琳已经能明显感觉到胎动。

　　如今，经历了一场噩梦的严琳觉得，自己也不应该完全去记恨为难过她的领导，包括那些计生人员。“我们领导也快到退休的年纪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他们大概也是身不由己。”

　　无望的等待

　　就在严琳做引产手术之后21天，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放宽了中国的二胎政策，但仅限于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

　　继“双独”之后，计生政策又给这个国度增添了“单独”、“非独”两类标签。由于中国此前实行城乡有别的计生政策，农村的独生子女远少于城市。因此，“单独二胎”新政，影响的主要是城镇育龄夫妻，覆盖面在1500万至2000万人左右。国家卫计委前期做过生育意愿调研，这些人里，仅50~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

　　新政策使得一些人欣喜的同时，也让严琳、董民诚这些非独家庭二胎梦破碎。一直关注生育政策进展的董民诚，在获知了“单独二胎”政策之后出离地愤怒：“作为一个老师，我也不得不对这一政策说‘他妈的’！”从儿子出生之后，董民诚一直没办独生子女证。他认为，办独生子女证，是对残忍的“一孩政策”的屈服。

　　在董民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村里那些被强制计生的人的哭叫声，在他当时的眼里还只是一种热闹。成为一名父亲之后，在等待政策生二胎的过程中，一次次希望之后又失望，董民诚成为了亲历者，越来越切身地体会到那种痛苦、无助。倒是村里的人近几年只要愿意交3万~4万元，就可以生育二孩。村干部乐意帮忙给小孩上户口，从中落些好处，打工者基本上能交起这个钱。

　　“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董民诚的父亲也彻底绝望了，他觉得自己间接掠夺了儿子生二胎的机会，并内疚不已。他遵循农村“一孩半”政策，在生下董民诚和他姐姐之后没再生育，还被评为农村计生先进户。父亲背砖、背沙供董民诚读完重点大学，使得儿子得以顺利取得城市户口成为别人羡慕的体制中一员。但在新的计生政策之下，这些竟都成了董民诚不能如愿生二胎的原因。

　　如今，董民诚的父亲经常拄着拐杖孤独地站在家乡的路上，对放学归来的小孩说：“幺儿，别读书啦，将来像你大爷(董民诚)一样，不能生两个娃娃。你看你爹娘多好，都能生两个娃娃。”

　　从1984年起采取的农村“一孩半”政策、到上世纪末开始的“双独二胎”，生育率过低以及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二胎政策是否需要放宽”一直是近些年的热点话题。从学者的角度来说，易富贤觉得这次人口政策调整步伐太小。

　　像董民诚这样体制中的非独家庭，只能在沉默中继续等待着：要么不顾政策，顶着一切困难把二胎生下来，可能会丢工作，可能会开除党籍，可能会交很多罚款，可能会离婚，可能会失去现在安稳的生活……要么屈服于现有制度，放弃生二胎的想法，老老实实守着一个孩子，每天祈祷老天眷顾，让孩子一生健康、平安。

　　严琳在身体恢复后回到单位上班，她想尽快忘掉这件对自己伤害很大的事。但严琳的领导因为这件事对她有了成见，同事提醒她找个合适的时间去道个歉。严琳很难受：“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

　　在内心深处，严琳还是希望有机会能再生一个孩子，但同时又很绝望。“我不知道这两次手术之后身体还允许不允许，医生说要过半年以后看恢复得怎么样。我对政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从单独二胎到全面放开二胎，间隔不可能很短，而我马上要超龄了。”严琳说。

　　“我的经历不可复制”

　　安徽合肥的盛海琳，在60岁时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生下一对双胞胎。当很多“失独”家庭视她做榜样，试图借鉴效仿时，她却自称自己的经历不可复制。对于那些盼望生二胎的高龄妇女来说，即使她们符合二胎政策，但因为生理问题，梦想也难以实现。

　　记者_于丽丽 北京报道

　　截至2013年12月份，64岁的盛海琳收到的各种邀约足以排到春节。这些邀约主要包括一些电视台节目的录制、一些医院生殖中心的讲座和她用来赚“奶粉钱”的各种营养保健知识的授课。最极端的时候，她需要一天飞到三个城市上课。为了囤积体力，她甚至学会了一上飞机就雷打不动、充分闭目养神的本事。

　　12月26日，在录制完 《鲁豫有约》节目并接受完一家都市报媒体的采访后，盛海琳出现在北京广播大厦附近一家餐馆。她一头干练的短发，系着一条大红围巾。目光炯炯，毫无垂老之态。两个双胞胎女儿在周边乱窜，保姆忙不迭地各种追赶。

　　她声音洪亮，且滔滔不绝，有着一个64岁老人罕见的旺盛精力。她将之解释为自己属虎，所以风风火火，又因为是巨蟹座，难免恋家。说这些时，她表情生动，并用手比画出一个螃蟹“钳”的动作，来强调自己是一个护犊心切的母亲。

　　但依然有尴尬，带着三岁半的两个女儿逛超市，孩子脆生生喊妈妈，售货员会意外，并好奇补一句：是奶奶吧。她纠正：是妈妈。售货员再补充：是外婆吧？

　　不过在她看来，这都是小事，更严峻的，是现实的一地鸡毛。

　　创伤

　　想到又近年关，盛海琳还是不安起来。于她，春节是充满创伤的节日。

　　一则因为一到春节，保姆回家，一对双胞胎女儿的生活起居就要犯难。她清晰记得有年春节，孩子病了，老两口一人抱一个，连个换手的人都没有。劳累之下，她甚至精神恍惚，想把孩子从墙头扔出去，后来因为迅疾意识到自己可能因为劳累过度，脑子出问题，才慢慢平静下来。赶上春节打车难，如果孩子病了去医院，就只能向120求救。急救车呼叫着冲进来，问明情形后，护士们也只有叹气。

　　二则就是她的大女儿也是在春节期间故去的。就在2009年的正月初六，她失去了自己29岁的独生女儿—— 她的女儿和女婿在婆家双双煤气中毒身亡，当时他们刚新婚四个多月。

　　当时一切都了无生趣了。她为此号啕大哭，再无生活下去的愿望。在给女儿置办墓地的时候，她甚至非要给自己也选购一块。出售的人看她才60来岁，不太情愿。她就哭丧着脸，郑重担保：女儿去了，我也是活不久的。

　　本就好酒的丈夫更是开始没有节制，一天二十四小时泡在酒精里，不省人事。每到下午，他还老往头上看。过了好久，盛海琳才明白：他是在找钟表看点。以往，女儿都是正6点回家。所以，每到5点40，他都会叨叨一句，赶紧做菜炒饭，女儿马上回来了。之后没多会儿，就能听见女儿踩着高跟鞋，咯噔咯噔回家。这个习惯持续多年，以至于每到5点40，他都要抬头看下表。现在，女儿却没了，一切皆空。

　　盛海琳于心不忍，只好把钟表给拆了。而自己到庭院，看着院落中的蔬菜瓜果，分明也能看见女婿在摸高爬低地采摘，但也不过是幻影。

　　失去孩子之后，她曾经想过代孕、领养，甚至打电话给安徽、北京、四川当地的孤儿院，却都没有合适的。这时，自己的医生职业和既有的妇科医学知识让她开始有非分之想。通过致电在北京当医生的朋友，她了解到试管婴儿技术的一些前沿状况，并开始设想自己实施试管婴儿手术的可能性。在一连串碰壁后，2009年7月份，她找到了在合肥的解放军105医院生殖中心的医生，苦苦哀求，并最终被接纳。

　　在可以检索到的当时的报道中，盛海琳大都使用了化名，而这主要考虑到当时在部队院校工作尚未退休的丈夫，他们不想因此打破生活的平静。包括整个备孕过程，她也一直是偷偷进行的。在经过3个月的用药调养后，身体各项机能都有所好转。尤其月经在绝经五六年后，也重新恢复，这让医生都感到意外。2009年10月13日上午，盛海琳进行了试管婴儿手术，三个受孕成功的胚胎，被移植到盛海琳体内。后一个胚胎流产，存活下来两个。2010年5月25日9点零5分，盛海琳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提前出生，大的3.7斤，小的2.9斤。她由此打破了生育极限，成为中国最高龄的产妇。

　　这样一种罕见纪录最终还是惊动了合肥当地的媒体。日后和盛海琳一家建立深入了解的吴芳是合肥当地一家媒体的摄影记者，他见证了盛海琳的整个生产过程。在他回忆中，当时的盛海琳看上去非常虚弱，脸上甚至出现很多斑。因为是早产，孩子一出生就被转移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儿科，通过暖箱进行重症监护。

　　产后的盛海琳在当时合肥在线的一篇新闻报道中，被这样叙述：“她精神状态很好，说话声音清晰。尽管身上插着镇痛棒，但刀口的疼痛仍然一阵阵袭来，她不时皱着眉头强忍着，术后她睡了几个小时，由于没通气，还不能进食，早上只喝了些米汤。请的月嫂在帮王洁(盛海琳化名)揉腿，由于全身浮肿，她翻个身都显得困难。”

　　因为当时她已60岁，很少有医疗机构愿意冒此风险。出身军人家庭，并做过军人的盛海琳，在事后称赞部队医院呈现出的勇气和探险精神。

　　九死一生

　　在盛海琳接受试管婴儿之前，她曾被告知曾经有个52岁的人，尽管试管婴儿手术成功，却在怀孕两个多月时，主动找医生流掉，因为她无法承受怀孕的各种痛苦，而且这项技术针对年轻夫妇的成功率才20%到30%，很多人做了多次，都希望渺茫。

　　但她不能接受没有子女的生活，同时又对自己的基因有着充分的自信。在成为一个医生之前，她的最大愿望是成为一个演员，可以在舞台上光彩照人。而最终，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演出和作品，就是在60岁那年，她选择重新成为一个母亲。

　　她认同生孩子是一道鬼门关的说法，当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安徽某医学院就读时，她因为不忍看女人生孩子时的各种痛苦，逃到内科，却没想到在60岁时，要重新经历这一切：

　　在三个月的用药调理阶段，因为药物的副作用都非常大。她出现了除癌症、肿瘤之外的所有症状，浑身浮肿，疼痛，大出血。作为一个超高龄的产妇，瓜熟蒂落之前，她选择秘不示人，加之前期怕过多走动导致流产，很多打针的工作，她都选择在家完成。在打避免流产的黄体酮针时，因为是油性的，需要用大力助推，她就让老伴儿帮忙，无奈他动手能力差，四针下来，药水和血经常流一床，一裤子。因为浮肿，打针一百天结束的时候，她的两边屁股甚至鼓出一个像馒头样大的包。

　　调理完毕后，医生把胚胎放到子宫。她开始有窒息感，大气不敢喘。加之心肝脾胃肾被两个孩子挤压，非但吃不下饭，还经常返流胃酸。刺激到嗓子，就容易咳嗽，但因怕孩子流产，就只好憋着，能撑多久是多久。孩子生下后，当别人欢庆结果时，她只有一个直接感受：终于可以正常呼吸、喘气了。

　　她说自己此生共经历了三次鬼门关：大女儿出生、大女儿死亡、两个小女儿出生。

　　两个女儿出生后，她又重新活了过来。她会非常神秘地表达自己的发现：两个双胞胎孩子，仔细端详，一个像女儿，一个像女婿。她甚至开始相信一些蹊跷：院子里有棵奇异的花，在女儿故去那年，开始开花，两个女儿出生后，却再没有开过。她相信女儿以一种奇异的方式重新回到了自己身边。这些充满宿命感的安排让她开始着迷佛教，并选择了皈依。

　　盛海琳已经比许多人幸运。自从宣布“单独二胎”放开以来，想要生二胎的夫妻都跃跃欲试，但很多家庭并没有如愿，专家指出，我国每年不孕不育人数在逐年上升。数据显示，中国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为12.5%至15%，也就是说，每8对夫妻就有一对不孕不育，不孕不育患者人数已经超过5000万。

　　一地鸡毛

　　2011年1月30日，不满一周岁的双胞胎女儿戴上妈妈买来的新帽子，手舞足蹈。盛海琳则左拥右抱，一脸春风。三岁大时，64岁的妈妈在厨房拿起一条鱼“吓唬”女儿，母女几乎同时瞪大眼睛，并嘟起了嘴……在前不久摄影记者吴芳发布的一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盛海琳从成功分娩到女儿承欢膝下的全过程，包括那些耳鬓厮磨的生活细节。

　　在吴芳看来，盛海琳选择高龄产子是为了从失独后的精神困境中解脱出来，但现实是他们要面对世俗的质疑，对孩子的吃喝拉撒，以及长大成人负责。在和这个家庭打交道时，他能看到盛海琳的疲乏，但她并没有将这些情绪传递给孩子，相反，她更注重从小就教育她们，要学会自理。

　　曾有很多失独家庭闻讯她高龄生子后，赶赴盛海琳家中取经，希望借此抚慰失去子女的伤痛。盛海琳却告知对方，大女儿的伤痛一直在，并不会被治愈。盛海琳的丈夫一开始并不支持生孩子，但因为她没有孩子，生活不下去，就只好配合。他认为新的孩子的出生对伤痛的治愈就是让你忙起来，无暇顾及，当闲下来，那种隐痛是无法消除的。自从大女儿出事后，他们搬过几次家，但在新家通往卧室过道的隔板上，依然放着女儿和女婿的遗照。只要在家，老两口都要看到这些照片。

　　孩子出生后的生活被盛海琳称为一地鸡毛。她这样叙述自己的处境：既养老又养小，孩子嗷嗷待哺，老伴非但疾病缠身，贪恋喝酒，还因为衰老，性格越发固执。花钱如流水，她给自己算了一笔经济账，她和老伴儿月退休收入合计15000元，这中间，要除去驻家阿姨一个月6000元，料理家务阿姨1500元。给孩子喝进口奶粉，300多块钱一桶，两个孩子没几天就喝光了，尿不湿50多块钱一包，两天半就没了。还要吃饭，还房贷，所以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因为保姆之间也存在工作量和收入上的攀比，加上外界各种变化，孩子才三岁半，保姆却已经换了三十多个。

　　但无疑，她的体力还是胜出同龄人很多的：从孩子满100天开始，她就开始外出，通过介绍营养保健知识，讲课赚钱。短短三年多时间，她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大城市。当下，她每个月需游走十七八个城市。高龄生子无疑给了她某种权威，很多保健品、营养品的公关公司会邀请她授课，很多生殖医院也在寻找她代言。她的授课收入也从一开始的年薪10万升至当下的40万。

　　内心中，她又始终有一种隐忧。一则新闻报道曾让她深有感触：一对广州的夫妇在年近50的时候，因为儿子车祸身亡，通过试管婴儿手术生了一对龙凤胎。当孩子长到10岁左右的时候，老两口却不堪重负，跳楼自杀。

　　她表示，自己非常理解其中的甘苦，死亡对他们来说可能意味着解脱。她甚至不太确定，在10年之后，自己是否会有同样的挣扎，不过她在认真比较了自己与那个家庭的差异后，认为自己也许境况更乐观一些。

　　在录制《鲁豫有约》的后台化妆时，一个85年出生的化妆师，对盛海琳表达了自己的观念：你们生活的年代是讲究奉献的年代，我们这一代却开始讲究享受，像我，如果35岁以前不生孩子，可能就不会再生了。

　　压力山大的二胎

　　尽管政府即将放开“单独二胎”，一些调查统治也显示有六七成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生二胎，但在昂贵的生育成本面前，许多人都只能打退堂鼓，虽然她们符合“单独二胎”的政策条件。

　　记者_黄修毅  实习记者_魏晗宇  上海报道

　　已经快半年了，刘远一家早餐桌上的气氛，至今仍是如履薄冰。小夫妻俩埋头往各自碗里草草扒拉粥饭，与哄儿子进食的公婆相对无语。

　　略嫌空旷的餐厅里，只听七岁的儿子虎虎撒娇嚷着要“酱瓜”、“腐乳”，张着嗷嗷待哺的嘴，赖在爷爷奶奶的膝头。夫妻独对的时候，忍了多时的妻子会向刘远投诉，“这孩子要是以后没出息，都怪你和你爸妈。”

　　虎虎在出生一个月时即被查出苯丙氨酸PH值偏高，后被确证为一种PKU罕见病(学名苯丙酮尿症)，因天生母体缺少一种酶，一摄入淀粉就会过敏。特意从老家赶来照顾孙子的刘远父母，一有风吹草动就为这孩子担惊。

　　半年前，也是在早餐桌上，滚动播放的早间新闻里公布的“单独二胎”政策，不觉间灌进这对老夫妻的耳朵，挑动了60多岁老人的心思，“你们也符合条件，趁着小张还年轻，再生一个，到时还能和虎虎做伴。”

　　也是从那时起，刘远分明地感觉出妻子张然心和公婆之间的疙瘩。张然心常常独自气恼，“再生一个？光虎虎一个都养不过来。你妈没开玩笑吧？”

　　老人家想抱第二个孙子，小夫妻不敢生

　　刘远和张然心夫妇，一个原籍四川，一个老家在江苏某二线城市。年过而立，能在上海西区有一套131平方米的三居室新房，全凭辛勤打拼与勤俭持家。

　　刘远在广告界混迹十多年，忙前忙后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公司，而张然心2011年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会计专业在职研究生，现仍是半工半读状态。大城市的生存压力，驱迫着这对刚刚扎住阵脚的小夫妻，丝毫也不敢懈怠。

　　过去共同经历的艰辛足以让他们瞻前顾后：初来上海那几年，夫妻俩人一直租住在中山公园附近一个30平方米左右的老房子里，“连炒菜都得在屋子外面。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忍回顾，每次开车都小心地绕过。”张然心说起来心有余悸。

　　如今住上了市中心区一梯两户的高层公寓，表面上俨然体面的城市中产，实则每月还得担负过万的房贷。不论走到厨房还是卫生间，刘远总是跟在家人身后提醒，“人走灯灭”，离开房间就得把这个房间的灯关了，节约电。

　　儿子虎虎的病，等于是对这个刚起步的家庭开了一扇难以堵上的“天窗”。因为对淀粉的禁忌，虎虎只能喝标注着‘无苯丙氨酸营养粉’的奶粉，其价格是普通进口奶粉的两三倍，“要六七百块钱一桶，一天40克，大概只能吃10天”。

　　而遵医嘱，这个病如若发展到严重程度，甚至有变成痴呆的风险。以至于七年以来，刘远家的餐桌上，永远是变了法子烹饪的素菜，像肉、鱼、虾、蛋及豆制品都是富含高苯丙氨酸的食物，不得不被一概排除，“营养只能另外靠补品。”

　　如此严苛的要求，好比在这个家庭植入了一颗不定时炸弹，家里人在孩子抚养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也都格外谨小慎微。说到此，刘远只有苦笑的份，“我是衔着土勺子出生的，儿子怎么得了这么个金贵病。”

　　为了维系这个家庭的经济运行，刘远夫妇俩几乎都全身心扑在了事业上；儿子虎虎所需的特别看护，他们只能假手于人。最初是从老家四川自贡，请来了刘远的一个表妹。五年前，则换成了刘远的父母，夫妻俩把老两口接到上海长住，照料孙儿兼顾帮厨，“也省得请保姆”。

　　去年虎虎到了上学年龄，需要老两口轮番接送他上下课，而且和城市几乎所有望子女成材的父母一样，虎虎的周末也不消停，英语课、绘画课，都排得满满的，也成了布置给老两口的“课外作业”。眼看着越来越年迈的父母精力日渐不支，刘远夫妇想到了再请表妹“出山”。

　　当年照料过幼年期虎虎的刘远表妹，后来因为结婚生子回到自贡老家。这趟回到上海的她，已是身边带着一个男孩的母亲了。刘远祭出此招，私下里还有个算盘：家里凭空多出一个“弟弟”，“新晋”成为哥哥的虎虎会不会顾及兄长面子，变得懂事一些？

　　如今，趁媳妇不在场，刘远父母就要跟儿子咬耳朵。学乖了的刘远，见势就避开，“肯定还是给虎虎添个弟弟的事。”夹在妻子和父母当中的他，在这半年里，已学会了两边赔笑脸，在父母面前推说对孩子的教育责任重大；对妻子则宽慰地附和，等孩子慢慢长大就好了。

　　小夫妻想生二胎，丈母娘制止了

　　从刘远家的窗户望出去，在紧邻高层公寓与苏州河之间的暗部，是兴建于五六十年代的工人新村，如今拱卫着这片楼价连年攀升、高端物业聚集的地区。在那里，两代人之间关于“二胎”的博弈上演着另一个版本。

　　两岁女儿的母亲曾明提出想再要一个孩子的时候，招致了孩子外婆的迭声反对。“小年轻怎么这么想不开？你外婆生了七胎，还不算夭折的四个，那是当年被国家政策鼓动起来的，我从小就没见她在家务事里直起过腰。再生一个，孩子大点，怎么住？”

　　环顾这个被婴儿用品、医疗器械塞得满满当当的“车厢式”二居室(客厅直通房间，都是面东朝西)，深深烙印着曾明从小就和父母、奶奶同住的痕迹。现在给小夫妻俩腾出的一间“新房”，出嫁前是曾明和奶奶合住的“闺房”，而十多年前为了给备考的她一个安心复习的环境，家里人还曾在阳台上打地铺熬过那个漫长的溽暑。

　　两年前，曾孙女的出世让这个拥挤的家真正成了“四代同堂”， 小孩的哭噎混杂进了老人的气喘，也没有冲淡新生命为这家人添的喜气。上了八十的奶奶甚至主动搬到西晒的小房间里，与曾明父母合住。从西窗的简易阳台上，经常晾晒得满满一竹竿，不是换洗的婴儿尿布，就是老人尿湿的床单。

　　初为人母的曾明给孩子喂奶时，也只从房间天花板正中的日光灯管上垂下一道布帘子，就算辟出了一方母婴私密空间。只是每到公公上门，这个家的局促，才让她感到气短。

　　曾明比他丈夫小两岁，俩人都是家中的独子独女。婆婆本是下乡知青，和当地人结婚后，直到退休才把户籍迁回上海。以至于曾明的丈夫虽在上海的亲戚抚养下长大，但从小寄人篱下的他空有一个户籍，却在上海没有片瓦，“要不是丈人、丈母娘的接受，我现在也还是一个赤佬(上海方言，谓‘一无所有的人’)。”

　　女婿入赘、家里添丁，户主曾明的名下一下多出了两个户口，人均居住面积下降到15平米以下，够上了2013年上海市政府颁布的经济适用房申请购房条件，并最终在去年10月，赶上了最后一批“经适房”购房者名单。

　　那个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在曾明头脑里酝酿的独立生活的前景，变得前所未有地实在起来。喜欢热闹的她，在经适房申请下来的那天，在全家人面前抛出了“想要再生一个孩子”的念头。

　　未曾想，在这个从“不患贫”的家里，却激起了一场疾风骤雨。率先发难的就是曾明的母亲，“说我异想天开”。发现拗不过心意已决的女儿，丈母娘干脆向女婿摊牌：要二胎可以，这回得姓“曾”。

　　这让一向“把丈母娘当亲娘对待”的女婿，在这个家里有了一副含屈受辱的神气。“好几次，他眼圈发青地从帘子后面探出头来，把正在喂奶的我们娘儿俩吓得一跳，好像这个家再也容不下他了，一个大男人家的……”曾明每说及此，都要语塞。

　　申请下来的“经适房”地处浦东三林，一年后才能正式交付。由于那里未通地铁，夫妻俩上下班交通不便，说好了把新房置换给父母住。而现有的老公的房则出租，以租金支付每月4000元左右的房贷。夫妻俩带着孩子再租房住，房钱则由父母补贴。

　　母亲为何要出此下策，日久曾明的心里也明白起来，那本七拐八弯的账，看起来精于计算，实则迫不得已，若非在这逼仄的环境生活了三十年，实是难以理解的。“还不是因为在住房和收入两头，总有一头短拙，否则谁愿意横竖动脑筋？”

　　“我妈的顾虑也有道理。”说话间，她手里的针线没有停下过，用床单撕制的尿布拆了又织，如今这等款式的自制尿布已经很少见了。

　　尽管政府即将放开“单独二胎”，一些调查统治也显示有六七成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生二胎。但在昂贵的生育成本面前，许多人都只能像曾明、张然心那样打了退堂鼓，虽然她们符合“单独二胎”的政策条件。有媒体统计出在城市中抚养一个孩子的账本：

　　一个婴儿每个月的奶粉钱支出将近1500元，尿不湿每个月要500元，再加上孩子的衣服或其他消费，每个月的支出在2500元左右。照此计算，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两三年花费也得5万元到8万元。若是家里请了照看孩子的保姆，费用还不只这些。北京一个育儿嫂的月工资至少也得在4000元以上，一年差不多5万元。

　　阳光人寿保险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一个孩子的高中花费总额4万元，大学的花费总额9万元，硕士花费总额是6.6万元，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习生活费用总计少说也要30万元。

　　社会学家徐安琪在调研报告《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说，从直接经济成本看，10年前的上海，一个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达到25万元；到子女上大学再读研，则高达48万元。十年后的今天，抚养成本无疑更高。

　　在这本账簿面前，许多想生二胎的年轻人都望而却步了。

　　东亚“二胎化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走出去的；而“低生育率陷阱”是很难走出去。日本和欧洲在绞尽脑汁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仍持续低迷，今后还将陷入“老年化陷阱”。

　　文_ 易富贤(人口学者，《大国空巢》作者)

　　一泻千里的生育率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曾经提倡二胎化的生育政策。

　　为了应对失业与住房两大难题，当时为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有着强烈的控制人口的愿望。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两个就够了”。1968年推行合法堕胎法令。自此，新加坡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0年的5.45，下降到1975年低于更替水平，1984年只有1.62。

　　1984年，新加坡提出新的人口政策，鼓励接受高等教育的夫妇生育三个或以上孩子，但生育率却未升反降。1986年解散“家庭计划”组织，1987年开始大幅度调整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仅仅从1987年的1.62提升到1988年的1.96(只出现了一年的补偿性生育小高峰)，1989年再跌回1.75，到1996年之前一直稳定在1.7。1997年之后再次下降，2002年之后只有1.2左右。2010年华人生育率只有1.02， 与台湾、韩国基本一致。很多东南亚的华人学者都把它归咎于李光耀的政策失误。由于生育率无法回升，现在新加坡只好采取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移民。

　　1965年起，台湾地区也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台湾于1983年还制定“人口政策纲领”，提出“缓和人口成长”。1989年生育率只有1.68了，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才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1992年修正“人口政策纲领”，将人口成长目标由过去的“缓和人口成长”改为“维持人口合理成长”。虽然政策改变，但是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2006年再次修正“纲领”，提出“实施人口教育，营造有利生育、养育之环境”，仍难阻生育率下降势头，2010年台湾人的生育率只有0.895了。

　　韩国早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从5.5左右不断下降，1983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5年降到1.65。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人口学界就“是否继续鼓励少生的生育政策”展开辩论。结果开明派占了上风，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转而实行新人口政策。但并没并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生育率仍然继续下降，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2004年，韩国政府正式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2005年出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但鼓励生育之后，2010年的生育率仍只有1.22。

　　生育率下降得越低，今后鼓励生育需要的“动能”越大。生育率在1.7-1.8左右，说明传统生育文化还没有完全破坏，各项经济设计也还没有完全畸形化，如果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还是可以回升的。比如美国、法国、英国在1970年代后期生育率降低到1.8，但后面出台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都出现回升。如果生育率太低，需要的“动能”太大，虽然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就很难回升了。

　　台湾在1986-1997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75的水平，韩国在1984-1995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65。从1986年到1996年这10年，是台湾、韩国鼓励生育的最后时机，但是由于人口学家们的误导，这两个地区并没有及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虽然新加坡也错过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但相对于韩国和台湾来说还算干脆利落。新加坡的这些政策虽然并没有让生育率回升，但至少遏止了生育率下降的势头，让生育率稳定在1.7的水平长达10年之久，而台湾和韩国生育率却很快就一泻千里。

　　难以持久的东亚模式

　　发达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总抚养比一直稳定在50%左右(二战后的婴儿潮期间还稍有增加)，总劳动力也一直在增加，因此经济一直保持上升势头。但是2010年之后，劳动力开始减少，总抚养比开始快速增加，意味着占全球经济份额即将下降。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其实是人口危机，是西方经济衰退的标志。

　　以2005年为拐点，美国的总抚养比开始上升，这可能是美国近年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不过由于美国的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上升得比较平缓，幅度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总抚养比将在2030年后重新稳定下来。尤其是，美国的15-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在本世纪内一直是不断增加的。因此，美国的经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弹性调整之后，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前景将更为光明。

　　台湾、韩国在1970年总抚养比还高达80%(“不堪重负”者多)，当时是威权政治；20世纪80年代后期，总抚养比降低到50%以下(最容易政治转型的人口结构)，人均GDP保持在9%左右的年均增速，民主政治热情高涨，完成了政治转型。台、韩目前经济还不错，是因为到2015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在增加。

　　没有民“生”，就没有民生。2016年后，台、韩劳动力将负增长，可能会走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的老路。韩国由于2001年以来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今后老年化和劳动力短缺程度将超过日本。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从国际经验看，自“二战”以来，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少数国家和地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虽然人均GDP产量高于拉美和马来西亚，育龄妇女人均生育率却不到拉美和马来西亚的一半，这种“杀鸡取卵”的东亚发展模式注定无法持续。

　　从趋势看，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如果生育率不能快速提升，今后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将毫无活力，而拉美、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由于人口结构年轻，经济将是朝气蓬勃。

　　可见，“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走出去的；而“低生育率陷阱”则很难走出去(日本和欧洲在绞尽脑汁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仍持续低迷)，不死也得脱层皮，今后还将陷入“老年化陷阱”。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美国属于长跑，欧盟是中长跑；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是短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