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人物）从两个“差距”触摸时代转型脉动——一个“８０后”煤炭工人的履职故事

    新华网北京３月４日电（记者 侯丽军　王菲菲）“８０后”人大代表、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公司杜儿坪矿三采区掘进队一队副队长董林在近期调研中发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差距”。

　　差距一：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２年，煤炭企业发展效益好，员工缴纳的养老保险金也多。近两年退休的工人，可以拿到４０００元左右的退休金，而上世纪９０年代退休的工人现在仅能拿到１０００元－２０００元的退休金。董林觉得，都是从一个单位退休，早退休和晚退休，差距不该这么大。

　　差距二：单位里有的职工通过努力钻研拿到了技师证，岗位系数提高了，但基本工资提高幅度却只有２００元－３００元。董林认为，一个职工要获得技师证，需要付出很多心血和努力。和职工的付出相比，收入增加的幅度有点儿低。

　　从没有编制的学徒到单位的技术骨干，从普通的“８０后”农民工到全国劳模。一路走来，煤矿工人董林不仅用勤劳和汗水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还以人大代表的身份长期关注着身边普通群众的利益诉求。

　　在这次两会的建议中，董林的目光盯住了“退休”职工和“青年”职工两个群体。

　　在董林所在的企业，一些十几年前退休的工人现在都是７０岁－８０岁的老人，家属大多来自农村，没有工作。每月不到２０００元的退休金两个人花，还要除去５、６百元的看病费用，一个月下来过得紧紧巴巴。

　　一些和子女分开过的老人年纪大了，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入住养老院。但矿上最低档次的养老院收费也在１８００元以上，很多老人负担不起。

　　“一位早年退休的女职工原来做保洁工作，岗位工资低，缴纳的养老保险也少，现在每月只能拿到５００多块钱退休金。”董林说，像这样的低收入群体，在他所在的企业有将近２０００人。

　　董林希望，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低收入退休工人的待遇水平应在普遍调整的基础上有所增加，使４０００元和５００元这样的待遇差距得到弥合，从而体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与互济性。

　　作为一个“８０后”人大代表，董林自身的成长经历使他对青年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异常关注。

　　２０００年，高中刚毕业的董林就来到太原一家饭店打工。当年年底，恰逢西山煤电公司招工，董林便以农民合同工的身份进入杜儿坪矿。

　　１４年间，董林凭借努力和钻研，从一个只会注油、递工具的学徒工，成长为全国煤炭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冠军、山西省最年轻的“高级技师”之一、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毕业生。

　　作为一名优秀的技术工人，大到掘进机的构造、电器设备及各种功能，小到机器内部的上千个零部件，董林了如指掌。听一下机器运行的响声，摸一下机器的温度，他就能准确地判断出是哪里出了故障。

　　然而，在中国众多企业和工厂里，像董林这样技术过硬的骨干人才正在严重流失。董林所在的杜儿坪矿三采区掘进一队目前有８０人，其中青年人占一半以上。但在这个８０人的团队中，只有４名高级技工，１名技师。

　　“每年都有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工人退休，但补上来的年轻人却顶不上去。”董林说，一些分配来的大学生眼高手低，看不起井下工作；还有一些技校生技术操作能力差，无法胜任岗位的要求。

　　董林认为，要想尽快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建立一套技师、高级技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让知识、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比如，对评上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员工，每月予以一定津贴。

　　“如果能做到收入与职业资格挂钩，不但有助于提高技术工人的经济地位，更能激发青年技术工人学习技能的热情。”董林说。

　　作为一名从煤炭行业走出来的“８０后”基层人大代表，董林对民生热点问题的关注始终和他成长的环境息息相关。关注前辈，照拂后辈，在对两个“差距”的思考中，他也无形中触摸到了时代转型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