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龙

      广州市纪委近日印发《广州市领导干部加强作风建设和廉洁自律“十个严禁”》，对领导干部的行为划出十分细致的边界，细致到不得出入哪些地方，公车不能停放在哪些场所，以及不得违规用现金支付公务消费等。

      “十个严禁”显然是对中央八项规定的细化。在“十个严禁”中，有些是对旧禁令的再次强调，比如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奢侈浪费，严禁收送礼品、礼金、购物卡、纪念品和土特产，严禁公车私用和违规驾驶公车，严禁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和借机敛财等，都是三番五次明令禁止的事。

      而“严禁与私企老板勾肩搭背公私不分”，“不得出入歌舞厅、夜总会”，“不得将公车停放在高尔夫球场、歌舞厅、夜总会等场所”这样的规定，则是对禁区禁令的细节化。

      这些细化的禁令对那些热爱打高尔夫、喜欢进夜总会的领导干部肯定会有威慑作用。在到处都有探头、随时有人拍照的今天，在公开的高档场所消费很难不被发现。尤其有竞争对手时，要抓拍这种“证据”轻而易举。当禁令不够具体时，出入这些场所即便被发现被拍摄，那些特殊“消费者”也可找到“非禁可为”的借口。

      制定如此细致的禁令，反映了广州市纪委的良苦用心。在反腐的根本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违反者又深谙应对策略时，通过对违禁行为外延的详尽列举，能够压缩违反者的腾挪狡辩空间。

      但许多事物的外延都是很难轻易穷尽的，再详细的列举也难免出现遗漏——当“不准随地大小便”被拆解为“不准在马路、广场、火车站、地铁站大小便”时，那么许多没有被罗列的地方就可能被“默认”为可以大小便。

     我们都知道一些领导干部嫌贫爱富、乐与私企老板交友。他们为什么喜欢交富人朋友？显然是富人朋友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现在禁止领导干部与私企老板“勾肩搭背”，他们完全可以改换交往方式，在不“勾肩搭背”的情况下进行利益勾兑。而对收送礼品、礼金、购物卡之类可秘密交易的腐败，禁令的可操作性也同样存在问题。

      细节化的禁令还可能出现一些含混，如把歌舞厅列为领导干部的禁区之一，就可能引发争议：单位办个联欢晚会唱唱歌跳跳舞，那算不算歌舞厅？像钱柜这样自助式卡拉OK场所，如果是带一家人或一些亲朋好友去了，并且没有利益收授关系，那还能不能去？

     腐败问题是全世界的国家都要面对和防范的问题，不同只在于防腐和反腐的手段，有的治本，有的治标；有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的甚至“头痛医脚脚痛医头”。

      瑞典哥德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博·罗斯坦对腐败问题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在《政府的质量》中认为，腐败不是由文化决定的，没有人不反对腐败，但当腐败能带来利益并且风险不高时，就有人腐败了，而且会形成攀比和效仿。罗斯坦引用拉里·戴蒙德的话说：“腐败之风肆虐，绝不是仅凭技术手段或政治推力就可纠正的。它和体系运作方式有关，深深扎根在政治社会生活的准则预期当中，要想减少腐败的破坏力并加以控制，必须依赖建制革命。”

      在反腐中，如果不是打桩筑墙式的防范，而更多地把精力用于修裂补漏，那么就难免出现左支右绌事倍功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