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山西煤老板”

　　“山西煤老板”在社会的印象中，似乎被当成一个特殊群体。

　　在中国，他们曾一度被全国各大媒体关注：2005年，11位煤炭商人被列入胡润能源富豪榜，其中9位来自山西；他们“招摇”“奢华”的传闻在媒体上屡见不鲜。

　　山西煤老板人数有多少？他们有多少资产？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诸如此类问题几乎无人能说清，因为，鲜有人真正走近这个有些刻意与公众拉开距离的群体。

　　山西2008年开始的煤炭资源整合(下称煤改)让“山西煤老板”仿佛成为过去式，“山西煤老板是历史现象，随着时代发展将淡出历史舞台。”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说。

　　而“山西煤老板”这个群体并没有消失：他们中有的人还在煤矿上继续坚守，与前几年不同，随着煤价持续走低，一些富翁变成了“负翁”；他们中有的人“脱煤”转型，面对并不确定的未来？?

　　2012年，煤市风云突变。4号主焦煤的价格从每吨1800元掉到了每吨500多元，5号原煤的价格也由每吨600元降至每吨260元。

　　2014年春节过后，煤市行情更不乐观，“焦炭每吨跌至1000元左右，而在2013年6~7月份焦炭期货价格是1800元每吨。”

　　这个春天，山西煤老板的感受会是什么？

　　煤老板遭遇“黑金”咒语

　　巨额资金投入煤矿，煤价却一跌再跌，煤企几乎全部深陷“黑金诅咒”困局：煤炭大量积压；银行贷款无望；在建矿井停工；煤矿大幅裁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武刚 | 山西报道

　　在山西，煤老板最多的地市当属吕梁。

　　“煤改前，吕梁355个煤矿中只有一个市属国营煤矿，其余均为民营。”吕梁一位官员说，“煤改后，吕梁民营煤企仍占总煤企数量的70%。”

　　2008年至2011年，煤价持续走高，地下的煤炭黑金给煤老板们带来了巨大财富，“当时，大家觉得煤市好得不得了，为了获取更大利益，煤老板们纷纷融资扩大煤矿规模。”吕梁一位煤老板回忆。

　　2012年至2014年3月，煤炭市场急转直下，吕梁4号主焦煤的价格从每吨1800元掉到每吨500多元，5号原煤的价格也由每吨600元降至每吨260元，“即使价格如此之低，煤还是无人买。”当地一位煤老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巨额资金投入煤矿，煤价却一跌再跌，吕梁民营煤企几乎全部深陷“黑金诅咒”困局：煤炭大量积压；银行贷款无望；在建矿井停工；煤矿大幅裁员？?

　　面对相同困境，煤老板们的心理却是冰火两重天：有的煤老板认为“煤市低迷是企业发展的机遇”；有的煤老板在哀怨“大家硬撑着，都快倒下了”。

　　李子杰为何能“幸免”

　　57岁的李子杰是吕梁一个煤业集团的董事长，目前，他手中有2个煤矿，产能分别为150万吨和90万吨，资产30亿元，职工1500多人。

　　李是一位不折不扣靠煤矿起家的煤老板。

　　2003年，李子杰开始干煤矿，“刚开始承包乡镇煤矿，承包费一年几万元。”李子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说是产能3万吨，其实还不到1万吨。后来，经过煤矿股份制、煤改，小煤矿最终变成了大集团。”

　　吕梁当地盛传，如果李子杰的煤矿赔钱，那吕梁所有的煤矿就不能干了。李子杰对此并不否认，“目前的煤价对于我的企业只是微利，而对于其他企业，就已经开始亏损了。”

　　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吕梁市离石区9个规模煤矿中有2个煤矿停产。吕梁首屈一指的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限产近一半。离石区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2013年，离石区原煤产量同比下降5%；洗精煤产量同比下降7%；焦炭产量同比下降4%。主导产业价格下跌，工业增加值因价格下跌因素减值6亿元。

　　这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2013年以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关联行业需求低迷、下游采购信心不足、外煤的冲击、产能过剩等因素叠加，煤炭市场延续2012年低位运行的态势，煤炭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吕梁不少煤矿企业发展陷入极端困境。”

　　吕梁80%的煤企是高负债运作，“负债率都在70%以上，市场一低迷，这些煤企就吃不消了。”李子杰说。

　　“2003年，一吨5号原煤卖30~40元，时至2011年，5号原煤已经卖到了600元，大家觉得煤炭市场好得不得了。”李子杰说，“价值20亿元的煤矿炒到了50亿至60亿元，高昂的煤价让大家昏了头，很多人不停融资扩大规模，他们想尽办法吞下更多的煤矿，几乎所有的煤老板都在向银行贷款，至少70%的煤老板在民间融资。”

　　好景不长，2011年开始煤价走低，到了2012年，煤价已经掉得惊心动魄，“2012年4、5月间，煤价一天一个价，几天就掉百十元。煤价就像坐上过山车，哗啦一下就掉下来了。”

　　虽然煤价持续走低，可还是少人问津，“煤卖不出去，银行贷款和民间高利贷却是要还的，煤老板的负债越来越高，都被套牢了。”李子杰说，现在，很多煤老板都在熬，只要资金链不断裂就继续生产，等待市场回暖，“负担越来越重，短期内高成本运作对企业发展影响不大，但是如果常年巨亏，对企业就是致命的。”

　　2013年，吕梁大部分煤老板都在赔钱，而李子杰却有盈余，“完成税费1.8亿元，净利润1500多万元。” 李子杰说，“一个煤矿的产能还从90万吨升级到了150万吨。”

　　李子杰坦言，自己之所以暂时“幸免”，得益于企业无负担，“我没有贷款，也不给别人担保贷款，有什么问题都是自己筹措资金解决。”李子杰告诉本刊，“我卖煤从来不赊账，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不借钱给别人，也不向别人借钱。”

　　李子杰的集团是整合主体，按照规定是可以整合更多煤矿的，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如果，大家都把自己原先的煤矿做精做好，不盲目扩张，就绝对不会赔得如此惨烈。”

　　张玉海的艰难处境

　　虽与李子杰一样同为煤老板，但张玉海的处境却艰难得多。

　　张玉海是吕梁一家大型民营煤矿的掌门人，“企业年产原煤330万吨，焦炭60万吨，洗精煤120万吨，铁10万吨。”

　　“原先，企业经济来源主要靠煤矿。”张玉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2年，他开始涉足煤矿。

　　“投资几百万干了一个煤矿，两三年后，我的煤矿从1个变成4个，但产能都很小，最小的9万吨，最大的也只有30万吨。”张玉海说，“2002年至2008年期间，煤市并不好，煤矿盈利微乎其微。”

　　到了2009年，煤价骤然高涨，4号主焦煤每吨从600多元一下变成了1700多元。”几乎一夜之间，上门的人都是提着现金、堆着笑脸来买煤的，张玉海的好日子终于等来了。

　　2009年至2011年，煤价持续走高，张玉海开始快速扩张，“花了近20亿元将4个煤矿整合成2个，一个产能为90万吨，另一个产能为120万吨。”张玉海说，“同时，还投资电缆加工、生态农业、煤机设备、房地产等产业。”

　　张玉海坦承，银行和民间资本在这些项目中“少不了”。

　　2012年，煤市风云突变，张玉海的大麻烦来了，“两个煤矿尚未完工，煤价就掉下来了。”到了2014年3月，“两个煤矿中，一个在联合试运转，而另外一个由于资金问题已经停工。”张玉海说，“煤矿联合试运转产出的煤并不多，但就这么点煤都卖不动，问价的人都没有。”

　　张玉海投资的其他项目也面临困境，“前期挣到的钱都投进去了，现在就靠贷款维持企业运转，2014年春节，连工资都发不出了。”

　　“吕梁煤企中三分之一资不抵债，三分之一暂时勉强运转，三分之一有盈利。其实，三分之二的煤企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张玉海说。

　　2013年，山西召开全省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会上好几个煤老板自称资产上百亿，张玉海对此很不屑，“没有一个人敢说‘资产’是净资产还是负资产，因为，很多人都是负资产，资不抵债。”

　　张玉海认为，现在，吕梁的煤老板们很多都陷入困境：首先，煤炭、钢铁、水泥的行情不佳；其次，银行压缩信贷规模；再者，煤矿验收程序缓慢滞后，本应3年建成的煤矿6年都建不好。另外，附加在煤炭上名目繁多的费用令本就经营困难的煤企雪上加霜，“一吨煤要交170元的费用(农民费、村里的费用、乡里的费用、县里的费用、职能部门的费用、省里的费用)。”张玉海说，“以前，每吨煤卖1000多元的时候，交这些钱不存在问题，现在，煤价持续走低，煤企就无法承受了。”

　　谈及贷款，“市场好的时候，你不要银行硬给，市场坏的时候想贷款却贷不下。”张玉海说，“我去贷款，银行说，你先把前面的贷款还了再贷，但是，等还款后就不给贷款了。”

　　张玉海说，从2013年开始，银行不再给吕梁的煤焦企业贷款，“以前煤矿拿矿产证就能抵押贷款，现在，人家对矿产证有怀疑，因为矿产证已经贬值了。”

　　张玉海告诉本刊记者，吕梁很多煤老板都和他一样，“一大堆煤老板天天到银行信贷部门上班，专职跑贷款。”

　　因为贷不到款，张玉海身边的很多朋友早已开始在民间集资，“成本高，最便宜的也在2分2、2分5(月利)，谁都知道高利贷是个毒果子，但是，不吃不行，没办法。”

　　煤市寒冬还未结束

　　李子杰和张玉海都认为，煤价尚未探底，换言之，煤市的寒冬还未结束。

　　2014年春节过后，煤市变化非常大，“焦炭每吨跌至1000元左右，而在2013年6~7月份焦炭期货价格是1800元每吨。”李子杰告诉本刊记者。

　　焦炭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了煤矿、焦化厂、洗煤厂，“所有人都在观望，究竟煤价要低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没谱，买方不敢买，卖方不敢卖，都在走走看看，导致煤炭严重滞销。” 李子杰说。

　　2013年底，河北省提出，计划在未来5年减少6000万吨钢铁产量。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向媒体表示，到2020年河北再削减钢铁产量2600万吨。这意味着，在未来五六年间，河北省总计削减钢铁产量8600万吨，这是目前河北省国有钢铁企业河北钢铁集团产能的两倍。

　　据本刊记者了解，吕梁煤矿产出的焦煤主要供给本地及长治的焦化厂，两地焦化厂生产的焦炭最终销往河北大小钢铁厂。

　　“焦煤、焦炭都将受到牵连，需求量会大幅萎缩。”李子杰说，“焦炭价格还要跌，预计会掉到每吨650元左右，如果真到了这个价格，我就开始赔钱了。”

　　面对困境，李子杰有自己的打算，“继续给煤矿投资进行技改和扩建。”李子杰说，“煤市低迷反而是企业发展的机遇。”

　　2014年春节后，张玉海一直在忙着找贷款，但是收效甚微。

　　近几个月，张玉海的企业开始裁员，“已经裁了300多人，就目前的形势看，还要继续裁减，最终，估计要裁掉一半的职工。”张玉海说，“留下来的职工的工资也要降，没办法，煤市好就挣钱，煤市略微不好就赔点钱，煤市特别不好那就等着塌锅了。”张玉海告诉本刊记者，他并非个例，“吕梁好多煤企都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2013年6月，身背80亿元贷款的煤老板吴寇庭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曾说：“与别的煤企相比较，我这里还好，时间长点还能批下贷款。”

　　仅仅过了9个月，吴寇庭的境遇就发生了扭转，“2013年前半年，我还能从大的银行里贷出款，尤其是那些已经贷了款的银行，他们为了保证剩余贷款能偿还，不得不继续放贷。”吴寇庭说，“到了下半年，无论如何银行都不给贷款了，去年11月某银行催我还了12亿元贷款，按正常程序，还贷后可以再贷款，但是银行不再给了。”

　　在与本刊记者交谈的34分钟内，吴寇庭连续吸了12根烟，而在9个月前他还不会吸烟。吴寇庭说自己压力很大，“能怎么办？资金链断了，我只能等死。”

　　脱“煤”者

　　煤改后，吕梁市至少有500亿元资金退出煤焦领域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武刚 | 山西报道

　　2008年，山西开始煤改，全省原有的2600座煤矿只保留1000多座，企业主体从2200多个减少到约130个。这意味着，数千名山西煤老板从煤炭经营前台隐退，或成为幕后股东，或从煤炭产业退出，进入新产业领域。

　　未经证实的数据显示，山西煤老板们拿到了2000亿元的煤炭赔偿金。而这些怀揣巨资的山西煤老板很快便淡出了公众视野。这些手握重金的煤老板们，不挖煤，去做了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被公众高度关注。

　　山西煤老板在悄然撤身煤炭行业后，正以另一种姿态转战各地和诸多行业：远赴外省继续挖煤；投资新兴产业；兴办小额贷款公司？?

　　“我转型早，没有深陷煤矿中”

　　张子玉是山西吕梁泰化集团董事长，在吕梁，只要提到煤企转型，当地官员就会首先推荐他。

　　16年前，在吕梁糖烟酒公司当司机的张子玉开始下海经商，“先盘下一个加油站，后来进入煤矿开采业。”

　　“煤改前，我有4个煤矿，都是产能仅为3万至9万吨的小煤矿。”张子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08年，煤改刚开始，张子玉就将手中的4个煤矿快速处理了，前后一共得到了3亿元的补偿款，“煤改是政策，顶是没有用的。另外，一斤煤的卖价比一斤小麦还要贵，里面有泡沫，迟早要出问题。”张子玉告诉本刊记者，“几千万元的煤矿卖到了几亿元，煤价虚高，煤矿价格必然虚高，那不是泡沫是什么？我就觉得有风险了。”

　　从煤矿撤身后，张子玉先搞起了典当行，“煤矿关闭了，很多煤老板急需典当资源盘活资金，于是我便投资了典当行。”接下来张子玉在当地建起一个占地170亩的综合批发市场，“市场还没有建好，商铺就已经租售一空。”

　　2008年10月，张子玉又开始投资房地产，“投资1个亿建了8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当时，这个地段同类房屋的售价是1550元/平方米，而我的售价定在1350元，项目刚刚封顶就已售罄。”

　　据说，张子玉是在离石投资最多的房地产商，在他旗下总共有六七座高层建筑。

　　多年来，张子玉在当地做了不少公益事业，已经连续赞助10年的离石各界篮球比赛及其他各种文体活动、招收2000多名学生，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在内的免费公立学校等，为他赢得了好口碑，这也使他获得了资源优势。

　　现在，张子玉的企业由创业初期的一个加油站发展成为集成品油零售、煤炭开采、房地产开发、新型建材、金融服务、基础教育、商贸物流、生态农业、物业管理、机动车检测、汽车租赁为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净资产20亿元，员工2000多人。”

　　张子玉说，从创业至今，他从没有过一分钱的贷款和负债，张子玉自称有两个经商的宗旨：其一，以盈利为目的，不挣钱不干；其二，有1毛钱，只花5分钱。

　　“我转型早，没有深陷煤矿中。当初没有撤出煤矿的煤老板们现在就很难干了，好多煤企资金链已经断裂。”张子玉说，“我的小额贷款公司先后融出去2亿至3亿元，这些钱大多给了煤老板，利息(月利)1分多。”

　　张子玉在当地并不算最有钱的煤老板。他说，煤老板很多身价都在亿元之上，但是，这些人中很多都已经离开吕梁。他很厌恶此类做法，他说自己虽然是平遥人，但“生是离石的人，死是离石的鬼”。

　　张子玉说，自己的产业绝对不会走出吕梁，之所以这样，除了恋家，也包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风险很大。”

　　发现冻干蘑菇商机

　　汾阳人李秋娥，2008年从煤焦行业女老板变成了山西山宝食用菌有限公司(下称山宝公司)董事长，山西省食用菌行业领军人物，当地人称“蘑菇大王”。

　　早在2006年，吕梁开始关停规模不达标的焦化厂，李秋娥的焦化厂就是其中之一。“经常是我的炼焦炉刚建成没多久就不达标了，只好炸掉重建，没多久又不达标了，再炸。就这样，炸了建，建了炸。”李秋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08年，焦化厂实在干不下去了，李秋娥被迫开始转型。几番考察后，她发现山西的食用菌市场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市场空间巨大，于是李秋娥下定决心投资1.8亿元打造自己的食用菌王国。

　　半年过去了，大棚里的菌棒还是光秃秃的，李秋娥赔了100多万元。她请来省农科院的专家指导后，蘑菇是长出来了，但和外地蘑菇相比，在质量和价格上没有任何优势，拉到市场上并不受欢迎。

　　“蘑菇销量不好，就天天给厂里的工人包蘑菇馅的饺子吃。”李秋娥说。

　　经过多次出省、出国调研学习，李秋娥渐渐发现：“种蘑菇如同养孩子，关键是掌握先进的理念和技术。”2009年初，李秋娥看到一篇报道，发现了能在蘑菇行业“领跑”的秘诀。她花1000万元引进了冻干技术。

　　这个技术在国内以前只用于医药行业，但在很多欧美国家，冻干蘑菇在市场上占的比例将近40%。短短3年，李秋娥就成了山西省食用菌行业的领军人物，产品覆盖30多种菌类。

　　李秋娥告诉本刊记者，食用菌带动农民增收的效果非常明显，承包一个大棚每年至少能收入5万元，“当地很多煤焦工人转变成了种植食用菌的农民。”

　　2013年，吕梁新发展窑洞食用菌15万平方米(5000孔废弃窑洞)，这些食用菌的菌种都由山宝公司供应，“价值1750万元的500万棒的菌种无偿提供给农民，2013年5月至今，已经给农民们供应了200万棒菌种。”李秋娥告诉本刊记者，“买菌种的钱由政府出，市级财政支付三分之一，县级财政支付三分之二。”

　　据李秋娥估算，一棒3斤重的菌种袋可以产3斤蘑菇，每个种植户供应1000棒，至少可以产生6000元的利润。

　　事实上，菌种提供出去，最终只有不到20%的蘑菇卖回山宝公司，“我们是保底价收购，如果市场价格高，农民可以把产出的蘑菇卖到市场上去。”

　　“我们是在培育种植市场，现在并无多大利益，但是，随着蘑菇种植规模的扩大，企业是可以有利润的，市场前景很好。”李秋娥对自己选择的路径满怀信心。

　　顺利转型的煤老板还不多

　　山西煤老板转型分为两个阶段：2008年前，在煤焦产业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部分人考虑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主动转向“可持续发展”之路；2008年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市场倒逼机制，大量煤老板被迫集体转型。

　　而煤改之后，如张子玉、李秋娥一般能顺利转型的煤老板并不多。

　　在山西，“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被看作是山西省转型发展的实验区。相关材料显示：该区位于吕梁汾阳市杏花村镇，占地面积达5平方公里，规模相当于现在汾酒集团的3倍。

　　山西媒体报道：经当地政府牵线，众多手握闲钱的前煤老板们投资热情高涨，热切表示愿意投资汾酒。预计用3年时间投资50亿元，新建酒业集中发展区，安排3万余人就业，带动酿酒高粱产区10万户农民致富，汾酒增加销售收入100亿元以上。

　　2010年，30多个煤老板共同出资组建了“中汾酒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汾投资)，公司落址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是年4月，第一期工程所需的25亿元落实，“一年建设、二年达产、三年明显见效的目标指日可待。”原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表示。

　　据本刊记者了解，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至今仍未全面完工，“除了白酒市场波动因素，煤老板资金紧张或是园区未能按时完工的另一个原因。”吕梁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

　　煤老板除了投资白酒，更多的是在干老本行，“去外省接着做煤炭生意。”吕梁一位煤老板说。据其介绍，仅在吕梁柳林县就有46个煤老板在内蒙古、陕西、贵州、甘肃等地继续做煤矿生意。现在，这些在外省做煤矿的煤老板们都遇到了大麻烦，煤市疲软加之政策方面的冲击，已经迫使很多煤矿停产。

　　与煤矿相生的是高利贷，“很多前煤老板把资金都放给了需要融资的煤矿。”吕梁一位官员告诉本刊。

　　相关资料显示：煤改后，吕梁市至少有500亿元资金退出了煤焦领域。据本刊记者调查，近两年，仅吕梁柳林县用于在外省购买煤矿的高利贷就达200亿元。目前，随着煤炭行业景气度不断刷新下限，高利贷已经成为压倒诸多煤老板的最后一根稻草。

　　被媒体频繁报道的是“煤老板转型现代农业”。事实上，煤老板在向农业转型的过程中遭遇尴尬：山西媒体报道，几年前，吕梁一位煤老板出手1000万元购买专利，与中科院合作进行技术攻关，后又投资2亿多元建起提取红枣精华素的新型红枣加工厂，利用高科技从红枣中提取环磷酸腺苷，临床用于治疗静脉阻塞及防癌。

　　“这个煤老板的情况很糟，产品研发好像出了些问题，公司从挂牌到现在还没有量产。”当地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

　　吕梁临县前煤老板李建新在投资红枣产业后感触颇深，他说，“红色农业”让他吃尽苦头，甚至怀疑当初的投资取向。

　　“以红枣为主的红色农业产业链相对周期长，见效慢，只见投入，鲜见回报。没有深入了解农业市场便匆匆转型，作为企业家决策太过草率。”李建新说。目前，李建新在柳林经营煤炭生意时挣的钱已所剩无几，而“红色农业”的投入缺口仍在持续扩大。

　　在本刊记者采访中，多位煤老板表示：他们投资的农业项目“都还没有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