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现在是，将来（直到2050年或更晚）仍然是我国能源的主力，虽然煤在总能源中所占的比例会逐渐下降（从75%下降到60%），但总量仍会不断增加”；“煤用于发电的比例会越来越大，从目前的50%增加到70%以上”，“若每年将煤炭产量的八分之一用于车用液体燃料的生产，从总的供应角度不会带来很大的不平衡。”（2007年1月科技日报）倪维斗院士文章中的这种观点给人以资源上有恃无恐和使用上“穷追猛打”的印象。此见解可概括为“以煤为主，敞开使用，比例下降，总量增加”的煤战略定位。

　　国际能源组织IEA1995年公布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排名中中国上升到第二位时，何祚庥院士就提出了：“中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政策还能维持多久？”“如果我们坚持以燃煤为主的政策，其可接受的时间跨度将不超过20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建议”1998年第14期）毛宗强教授也提出：“我国目前煤炭独大的能源结构，是否要变？是主动变，还是等到将来被迫变？”

　　第二种定位是中国科学院关于“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体系战略研究”（2007）中提出的，“沿着减小煤炭份额，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份额的方向，进行能源结构调整已经刻不容缓”。“虽然由于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对2050年我国能源需求尚难明确预测，但已十分明显，2050年我国能源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突出表现在煤炭份额的大幅度下降。虽然我国煤炭需求不断增长，当前国内增大产量的积极性很高，但从环境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和资源的合理可持续利用角度，都是不允许的”。报告提出2050年中国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份额应控制在40%左右的目标。该报告态度鲜明，言铮意切，充满危机感与紧迫感。此见解可概括为“减少份额，控制使用，积极替代”的煤战略定位。

　　笔者赞同第二种见解，但是“份额控制”弹性大，“2050年”时段长，约束力有限。笔者见解是“产量控制，强制替代”的煤战略定位。产量控制是达到一定产量后即不再增加，是刚性的。如美国在《能源自主与安全法案》中提出2022年1.08亿吨液体生物燃料的目标及逐年产量指标，其中受控性的玉米乙醇产量增长到2015年的4500万吨后即不再增加，而倡导性的非食物基生物燃料则从无到有和后来居上地由2009年的180万吨增加到2022年的6300万吨，都是刚性的。一面严格限产，一面加速替代，没有弹性和余地，这更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原煤年产已处高位，如达到30亿吨后即不再增加，缺口由清洁能源强制替代，并已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是一种 “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办法。中国原煤年产已处高位，如达到30亿吨后即不再增加，缺口由清洁能源强制替代，并已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是一种 “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