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0日，农历四月廿二，宜祭祀、祈福。时在初夏，三晋大地麦已抽穗。运城市河津市北方平村，青葱的麦穗随风摇曳，无名坟茔星罗田垄。这一天，69岁的薛望明没能像以往一样来到自家地头祭奠儿子薛国军。

　　三年前同一天，时年38岁的薛国军被发现死于河津市区的小区车库楼顶。薛国军生前系河津当地企业山西曙光煤焦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科科长。他死亡的时间点颇为玄妙。当时，由于运城市财政局原局长孙太平等当地官员被举报涉嫌在曙光集团船窝煤矿持有干股，运城市纪委正在对涉案线索展开调查，曙光集团财务科是调查的重要一环。

　　事后，警方以“自杀”结案，一直拒绝向家属出具验尸报告。“国军掌握了太多的证据。”薛望明称，儿子在死亡之前曾被公司调离岗位，遭受威逼，表现出极大的恐惧，“我劝他报警或者逃命，他说，"没用，报警也是死。"”

　　在薛国军死后，省市两级纪委对这起煤焦领域腐败案的调查随之终止。孙太平仅以其他情节轻微的违纪问题获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其实，这并非薛国军首次进入纪检部门的调查视野。2009年8月10日，几名运城市纪检委干部来到曙光集团财务室调取相关财务凭证，一名调查人员发现孙太平之子孙红军在公司的款项往来证据时，相关凭证被公司时任财务部长高文军抢夺后出门烧毁。当时在场的财务人员即包括薛国军。

　　接近运城市纪委的人士透露，毁证事件并未直接影响到案件的查办，当时运城市纪委本欲对孙太平实施“双规”，却因来自省高层“招呼”不了了之。据其所知，“打招呼者”系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金道铭。

　　涉及此事的相关证据，与涉及山西焦炭集团原董事长白培中案的材料，目前已被各自条线的举报者提交给中央纪委专案组作为查处金道铭案的线索。

　　官员的干股

　　手中羞涩的贺跃进借助财政资金，如愿获得船窝煤矿

　　2003年，在县建设队担任会计的薛国军偶然看到广告，新成立的曙光集团招聘会计，决定试一试。不管是否出于自愿，他的命运自此与煤矿的权力租金绑定在了一起。

　　运城市与曙光集团在当年7月19日签署的《企业改制资产出让协议》显示，该市焦化煤气厂与船窝煤矿将作价2.3亿元整体出让给后者，出让的资产标的包括焦化厂生产线及辅助设施、该厂15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船窝煤矿现有资产和采矿权。

　　曙光集团董事长贺跃进为河津本地人，曾担任运城地区乡镇煤运公司总经理，1999年起出任山西煤运集团运城公司清涧发运站站长。同年，他未来的合伙人孙太平调离工作6年的运城煤运公司，出任运城地区财政局局长。孙太平1993年进入运城煤运公司后陆续出任副总经理、总经理。

　　此前，孙太平担任芮城县煤运公司总经理兼风陵渡煤管站站长，他于1993年调入运城煤运公司后，这两个职务由侄子孙怀亮接任。1998年，芮城县公安局经侦科曾立案调查风陵渡煤管站偷税。当时参与办案的警官王恩让回忆，在查案过程中，封存的票据不翼而飞。当办案人员准备手续去查银行账户信息时，“上面”不让查了。

　　知情人士称，贺跃进调入运城煤运公司，系借孙太平之力，二人从此往来频密。

　　在出任清涧发运站站长3年后，2002年6月，在保留公职身份的情况下，贺跃进注册成立私企曙光集团。曙光集团的注册资本曾为5000万元，贺跃进及妹夫李席名分别占股80%、20%。2004年5月8日，贺跃进的堂弟贺跃泽与另一名自然人卢宪勤受让部分股权，股权结构变为贺跃进51%、卢宪勤19%、贺跃泽与李席名各15%。

　　此时的第二大股东卢宪勤身份为农民，与贺跃进并无亲属关系，系孙太平妻子卢君风之兄，后来他退出了股东名单。对于广结人脉的贺跃进而言，孙太平并非唯一的依赖。2012年，他与运城市委一位前主要领导成为儿女亲家。

　　不仅如此，卢宪勤仅仅是明面上的持股人。知情人士透露，更多的官员干股股东并未出现在名单之中。这一持股安排无法绕过的一个环节，是2003年进入曙光集团担任会计，后来一路升任财务科科长的薛国军。依靠捆绑改制的机会，手中羞涩的贺跃进借助财政资金，如愿获得了可采储量7000万吨的船窝煤矿。

　　借财政购矿

　　曙光集团市财政欠款达到8000万元

　　薛国军知晓“太多证据”的船窝煤矿，原为一次国企改制的“嫁妆”。

　　早年，运城焦化煤气厂是令政府头疼的企业，因历史投入不足而亏损严重、负债累累，1999年曾由市政府牵头改制未果。2003年3月，市政府再次邀请当地企业海鑫钢铁、阳光集团等企业收购或托管，均遭拒绝。又因为承担运城市供气任务的焦化厂属于公益性企业，不能进行破产。

　　因此，市政府决定，将亏损相对较轻的船窝煤矿与焦化厂捆绑改制出让。焦化厂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14亿元，负债2.36亿元。船窝煤矿的总资产3294.6万元，总负债3704.6万元。这一总资产并未将可采储量7000万吨的采矿权计入。

　　国有船窝煤矿于1996年投产，因煤炭市场疲软、煤质差、销路不畅等原因于1998年10月停产。情急之下，该矿报请主管部门批准，引入个人投资联营，其中一位为河津市华峰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华峰实业）董事长马荣华。

　　据运城地区煤炭工业管理局批复的船窝煤矿与华峰实业所签《联营协议》，双方自1998年5月开始以利润承包形式开展联营煤矿所属的贺家塔井，该井的建设资金由华峰实业提供，矿井建成后，华峰实业第一个五年每年缴纳利润30万元，此后每年缴纳50万元，直至20年联营期满。

　　对于承包联营的个人投资者而言，突如其来的捆绑改制无异于政府单方毁约。“贺家塔井是我投资1.6亿元建成，刚投产就改制了。”马荣华表示。

　　心有不甘的马荣华决定参与改制竞标。但据官方事后认定，他在竞标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之举，这也导致改制不得不分成两轮进行。

　　2003年5月17日，时任运城市长签发了出让两企业资产的公告。这一轮改制招标由市经贸委主持，时任市经贸委主任王因定、副主任陈惠忠，后因各收受马荣华贿赂50万元均获刑13年。法庭查明，在改制中，王因定、陈惠忠为使华峰实业中标，先后向马荣华透露两个企业的评估标的，提供竞标信息，帮助分析竞标形势。陈惠忠还从中牵线说合，与曙光集团和另一家竞标企业丰喜肥业协商、串标，最后使华峰实业以6410万元中标。

　　当年7月9日，运城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华峰实业的中标资格被取消，运城市不得不进行第二轮改制。运城市委称，标的受让者必须消化焦化厂2.3亿元债务。为加强对改制过程的监督，市委副书记蔡铁刚、市计委主任张道中、市财政局局长孙太平等干部加入改制领导小组，改制主导权由市计委接手。在7月19日，标的资产未经竞标被直接出让给曙光集团。马荣华称其受到一位改制小组领导的威逼，被迫退出了竞标。

　　当时，由几名自然人组成的曙光集团并无足够的资金，不得不向市财政求援。运城市2002年和2003年度财政决算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运城市仅从曙光集团收回拍卖款7240万元，又将其中2000万元借回给曙光集团使用。在次年度财政决算审计报告中，截至2005年底，曙光集团向市财政的欠款达到8000万元。

　　打通金道铭

　　阻击当地纪委调查的力量相当强大

　　船窝煤矿进入公众舆论视野，始于一封网络公开的举报信。2008年六七月左右，山西前记者高勤荣接到一封针对时任运城市财政局局长孙太平的举报材料，举报人之一即是在争夺船窝煤矿中落败的马荣华。这封举报信的内容包括五个部分，指控孙太平入股船窝煤矿，利用财政局局长权力在煤运系统报销巨额款项，私设小金库，篡改档案年龄，通过假手续将儿子、女婿提拔为干部。

　　举报信发出之时，适逢金道铭领导的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斗争开始。此时，运城市纪委也完成了一次权力更替。2008年8月，赵建平接替半年前患病离世的前任出任运城市纪委书记。高勤荣的举报很快就得到了金道铭的“查处”批示，新官上任的赵建平也表态要严查此事。在立案以后，由时任运城市纪委审理室主任李新民带队，分别就举报信提及的五个问题展开调查。

　　对于调查的种种干扰亦在同步进行，其中最为令人咋舌的即是“毁证”事件。

　　针对孙太平在船窝煤矿占有干股的问题，2009年8月10日下午4点，运城市纪委三名工作人员来到曙光集团财务室查询财务账目，他们看到桌上的两张便笺写有孙太平之子孙宏军名字的借款100万元，在一名办案人员随口说“这有借孙宏军100万的条”后，在场的曙光集团财务部长高文军上前说要看一下，随即抢走记账凭证的前半部分夺门而出，坐车来到七八公里以外的汾河大桥附近，将其中两张载有股东出资的原始凭证用打火机烧毁。下午6时许，高文军来到办案人员下榻的天都大酒店，交还了剩下的财务凭证并自首。

　　后来，高文军以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获刑一年半，在其刑事审判书中，薛国军作为现场目击证人赫然在列。接近运城纪委人士称，孙太平的儿子仅仅是官员股东之一，股东至少还包括船窝煤矿改制领导小组的一位重要人物。事后，接近运城纪委人士得知，这是由于金道铭被打通后，一改此前的查处态度。

　　延宕近一年半之后，2011年2月，此案以运城市纪委对孙太平处以“严重警告”结案，让其从市财政局长之位退居二线。纪委的调查认定，孙太平涂改干部人事档案里的各类表格，将年龄改小，以及违规为儿子孙宏军办理录警手续，并不涉及煤矿入股事项。孙宏军则因曾滥用职权、动用技侦设备调查举报人，被运城市纪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离夏县公安局局长岗位。

　　这位知情人士透露，阻击纪委调查的力量相当强大，甚至有人向省纪委写信举报主持查案的运城市纪委审理室主任李新民，此事后来虽被认定是诬告，“老李当时说起这事，老泪纵横”。在线索如此明显的情况下，案子却查不下去，李新民感到十分尴尬，他后来被调任市纪委秘书长。

　　命案的征兆

　　父亲三年鸣冤，但未获任何回应

　　高文军领刑入狱后，其妻李某接替他出任财务部长。他在2011年4月29日出狱后，仍在曙光集团任职。

　　薛国军感到不对劲是在2010年底。在此前的七年中，薛国军从普通会计一路升任财务科长，并在河津市区买了一套住房，与妻儿共度平淡生活。

　　其父薛望明回忆，2011年2月，过了正月十五，他去城里探望时发现儿子的情绪不好。“他说，船窝煤矿的钱很多都不入账，他每个礼拜去矿上拿一次钱，回来给领导打到卡里，逢年过节也亲自去送红包。”

　　薛国军告诉父亲，因为害怕出事，他偷偷在家里记账。在2010年12月，厂里来了人从家里把账本收走后，自己被尾随、恐吓，电话被监控。

　　2011年2月一天，公司的几位来人把他叫上一辆车，逼他承认部分购房款系贪污而来。薛国军很害怕，对父亲表示，“咱打官司打不过人家。”与薛国军同村且同在曙光集团工作的薛朝宾手书证言称，大约在当年3月25日，他去财务科办事，在室外听见有领导对薛国军说，“你买房子哪来的钱？你好好干，不说什么；不好好干，房子就是我的。”

　　为此，薛国军后来两次提出辞职，均未获批准。在辞职报告的草稿上，薛国军称自己“不注意维护领导形象、不注意交流沟通，成为众矢之的”。

　　在薛国军死亡的前几天，薛望明曾再次劝他，“能干干，不能干辞职。”在他的督促下，薛国军电话财务部长李某询问，对方答复“没有批下来”。他进而劝儿子逃命或者报警，薛国军说，“没用，报警也是死。”

　　2011年5月18日起，薛国军被曙光集团安排到煤矿上班。换岗三天后的5月20日，他被发现在所居住的小区死亡。

　　时隔三年后，在五楼通往五楼半的楼梯墙壁上，记者仍能看到斑斑血迹。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当天薛国军的身体从五楼家中擦着墙壁上到五楼半，从高约15米的楼梯间窗户坠下，落在与距窗户水平距离约3米、层高约2.5米的车库房顶。

　　几天后，当看到医院太平间内儿子的遗体照时，薛望明惊呆了。照片上，儿子浑身血污，左腕内侧有一道深可见骨的刀痕，仅余一半皮肉相连；脖子左下侧也有一道刀痕；背后则有伤痕和疑似被拖曳的痕迹。

　　之后几年，他将儿子生前向他透露的情况作为线索，向河津市、运城市乃至山西省公安机关、纪检部门、检察院提起控告，要求对这一命案及背后涉及的贪腐线索立案查处，但未获任何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