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刚刚过去，我国煤矿安全生产交出了一份进步明显的成绩单。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同比下降12.2％，已经连续21个月没有发生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与此同时，2014年我国煤矿生产死亡人数首次下降至1000人以下。对于这样一份成绩单，国家安监总局总工程师吴鑫表示，这其中科技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让科技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是世界各国的共识。2014年12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联合发布《煤矿瓦斯灾害防治科技发展对策》和《煤矿水害防治科技发展对策》。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发布煤矿安全生产领域科技顶层规划，相关领域2015—2020年煤矿科技发展路线图也首次公布。

科技进步对煤矿安全生产贡献巨大

“之所以首先选择煤矿领域制定和发布灾害防治科技规划，是因为煤矿生产对我国安全生产工作影响巨大。”国家安监总局规划科技司监察专员施卫祖说，“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赋存结构，使我国煤炭生产承担着保障能源安全的重任，煤矿安全生产也成为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

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全国煤炭产量一路攀升，从10亿吨增长到37亿吨。但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由曾经的年近7000人下降到2014年的931人，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从最高点的5左右下降到2014年的约0.26。

“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科技装备司司长张文杰表示，与国外主要采煤国家相比，我国煤炭资源开采条件属中等偏下水平。“美国煤矿生产的百万吨死亡率低于我国，但美国的煤矿分布集中、开采条件好。”张文杰给出了一组中美煤矿对比数据：我国的煤炭年产量约为美国的4倍，但我国现开采煤矿12000座，美国煤矿仅1000座；我国露天采煤占11％，美国露天采煤占60％以上；我国煤矿从业人员为550万人，美国为9万人。“煤炭资源分布分散、开采条件差以及行业从业人数多等因素，使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对先进技术的需求也更大。”张文杰说。

有研究认为，人均gdp小于1000美元时是安全事故频发期，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时为多发期，人均gdp在3000—6000美元时为转型期，人均gdp大于6000美元时为安全事故下降期。施卫祖表示，我国目前煤矿安全情况有所好转，但按照上述经验仍徘徊在转型期与下降期之间，仍需加强安全生产防、管、控的能力。“目前我国煤矿安全生产的成绩很大程度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它一方面使煤矿开采技术更先进，另一方面也增强了煤矿的安全保障能力。随着我国对能源需求的上升，未来对相关技术的需求将继续上升。”施卫祖说。

小而散的科研格局亟待破解

看准了对安全生产技术巨大需求的，不只是安全监管部门。2011年，国家安监总局首次向全国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单位征集重大事故防治关键技术科技项目。对于入选的科技项目，安监总局没有任何财政资金配给，参与单位完全依靠自有资金完成研发。对这种“自带干粮”搞科研的方式，施卫祖最初也心存疑虑，担心产学研界参与热情不高。“但第一年征集项目就超过600个，次年征集项目超过1000个，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上涨。目前累计撬动社会资金75亿。”在施卫祖看来，社会参与热情高涨的背后，是市场对相关技术的需求，是社会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关注。“我们有必要盘点目前安全生产技术的已有成果，厘清未来发展方向，从而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和研发效率。”施卫祖说。

实际上，伴随着产学研各界对安全生产技术研发热情高涨，相关科研项目小而散、科研资金重复投入的问题在相关领域同样突出。施卫祖说，煤矿安全领域科研项目立项渠道众多，项目成果缺乏共享机制。国家安监总局规划科技司安全科技处侯贤军举例说，在煤矿瓦斯治理方面，有很多基础性的共性问题，但不同的科研项目往往会重复投入人力、物力研究这些共性问题。“比如治理瓦斯的相关设备，由于是由不同单位提供研发服务，很可能存在接口不一、标准不一的问题，这几乎是每个大型煤矿面临的问题，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侯贤军说。

2013年，国家安监总局、国家煤监局正式启动《煤矿瓦斯灾害防治科技发展对策》与《煤矿水害防治科技发展对策》的编制工作。“国家科技计划从‘十一五’开始设立安全生产科技项目，经历近10年的积累，已经有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这时候开始考虑和规划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时机成熟。”侯贤军说。

准确“家底清查”保障“未来展望”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