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起，《广州市公园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公园歌舞噪音超过限值，将会面临最高1000元的处罚。然而，记者连日巡访多个公园发现，公园内噪音超标的情况仍然存在，但公园工作人员最多就只是劝导了事，并没有真正开罚，有一线工作人员向记者低声嘀咕：“大妈不好惹”。（10月15日《广州日报》）

　　一句“大妈不好惹”，让我们非常直观地体会到公园执法的尴尬，其实，其中的执法难度，我们也不难想象。一方面，公园管理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执法者，只是被行政法规赋予了公园内的执法资格，这决定了其在执法中缺少强制手段；另一方面，大妈们往往成群结队、人多势众，不排除有的大妈还会胡搅蛮缠，管理起来绝非易事。公园管理者定是郁闷至极：面对“神一样的对手”，却没有霹雳手段与执法指引，这让人怎么管？

　　曾被寄予期望的“限噪条款”，在实践中成为一纸具文。法规的虚置，固然有执法软弱、卸责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法规本身缺乏细化条款与可操作性。有一个正面范例可资对照。2013年，北京市颁布了《北京市公园条例》，根据该条例，11个市属公园选配执法人员119名，由市政府颁发全市统一的《行政执法证》，执法中统一着装，佩戴标志识及配备相应装备，并出示《行政执法证》以及相应的处罚单。事实证明，北京市各大公园对执法责任落实得很好。

　　可见，类似法规的落实，靠的是有针对性的预设安排，这就包括对执法主体的规范，对执法对象的分析，对执法标准的设定，对执法路径的明确。粗线条的简单立法，虽然也让人看到了解决问题的良好初衷，却因为精细化程度的低下，导致法规流于形式。现在《广州市公园条例》连“公园内音量高到多少才算违法”都没有明确说法，让公园方拿什么法律依据去执法呢？至多也就是看不下去时，出面劝导一下，但要明确地说，这种劝说行为压根算不上执法。

　　立法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需要耗费一定的公共资源，一旦法规被虚置，将造成极坏的负面影响。为避免法规沦为一纸空文，在立法前就应该做好提前量，将现实情况想得更加复杂一些，把规则条款设定得再细致一些。《广州市公园条例》的天然缺陷，正是今后各方立法行为中需要吸取的教训。（段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