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十几年，收容被救助取而代之也实行了十几年，不承想，今天的救助站里依然上演着过去收容所里的故事。

　　一周之内，在西安媒体上写了两篇救助站的文章，同一选题如此密集在媒体上发表，着实不太常见。更不常见的是，西安媒体刚刚曝出西安长安区救助管理站一老人死亡事件的追问还未过去，昨日又曝出陕西安康市救助站一名被救助人员打死另一名被救助人的惨案。

　　但话说回来，这类事件在一个地方密集发生，或许不太常见，但若放开视野会发现，这又是经常能够看到的事情。抛开地域限制，这一两年内，在河南信阳就曾发生过救助站饿死少年的事情。而稍稍拉长观察时间段，仅近期出事的西安长安区救助站，在去年的时候亦发生过流浪母女饿死的惨案。

　　犹记得，救助取代收容的刻度上，留着孙志刚的墓碑上的句子：“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2003年，以孙志刚在收容站遭暴打死亡的代价，换了中国社会救助的另一重天。尽管收容遣送被救助管理办法所取代，但对于一些人来说，踏进救助站的大门，遇见的并非社会救助的嘘寒问暖，也非人性所怀的良善。隔着一道看似温暖的大门，那头很可能会遇见死亡。

　　可当媒体揭开救助站惨案的那一瞬，你就会震惊，死亡对于救助站来的那么容易。如长安区救助站老人死亡的事件中，老人走失之后，家属报案，通过报纸、路边电线杆等方式刊发过寻人启事。无奈之下，家属多次拿着寻人启事去救助站寻找，而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称没有见到过。事实上，就在家属前去救助站寻人的时间点，派出所将老人送到了救助站，老人明明就在救助站里，可工作人员的冷漠未能让家属相见，以至于发生了后面的死亡事件。

　　同类型的事情，还发生在今年10月初的南京，南京市民李先生的儿子走失后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李先生登报、电视台通过各种媒介发寻人启事，最后到救助站寻找，明明救助站接受过却称没见过，最终导致李先生的儿子病发身亡。

　　而安康这起恶性事件中，是一名疑似精神病患者的被救助者，打死了另一名被救助者。按照民政部出台的救助管理办法和救助站工作流程，一旦遇到这种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救助者，就必须第一时间安排医院就诊，而不是像救助站这样收容到救助站就不管不问。与此同时，发布寻亲启事、协助警方、家属寻亲都是救助站的基本工作，可在这一两年频发的恶性事件中，这些均没有得到履行和落实。

　　救助站为何只救不助？一种说法是，救助站业已成为某些人的摇钱树，只要将被救助者转送到社会福利院等地方，就能获得国家相应的福利补贴。于是，每一个被救助者就是他们生财的工具，面对灰色利益的诱惑，自然不会主动将信息发布出去，纵然在寻亲家属面前依然要谎称不知情。

　　透过救助站那扇恐怖的门，我们看到制度革新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今天的遭遇原来曾在过去不断重演，只是换了一副道具，这不由让人倒吸一口凉气。造成这一切的，可以说是人心因利益而变色、变硬，也可以说权力因惯有的傲慢而屡次蔑视尘世人间。但向好的制度照不进沉重的现实，二者之间的相互脱节，其原因很大部分，是在利益之外，懒政、失职。

　　人们期待，通过强有力的问责，促使救助站能够进行“自救”，能够将体现国家救助制度的善政被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