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元月，李桂英的丈夫齐元德被同村5人伤害致死，凶手一夜之间销声匿迹。5个孩子要养，这个仇也要报，李桂英踏上了追凶路。她说，17年来，公检法的大门我都快踏破了。17年后的今天，当地司法机关没有为自己的不作为流露出丝毫愧疚。项城公安局一位民警称，“不能说李桂英说一个线索，我们就去抓人，我们的经费和警力都不够”。项城司法部门一位官员反而反问媒体，你没发现吗？她都有点不正常了。

　　一个缺人缺钱不办案的执法部门，一群拿着百姓供奉本该办案的人，指着受害人提供的线索说没钱缺人办不了案，指着被害人说对方不正常——是个有点同情心、对法治正义有期待的人，都会觉得心寒。

　　已经确定属于有预谋的暴力犯罪，抓捕、查处犯罪嫌疑人是执法部门的职责所在，这么个天经地义的正常事，却让一名带着5个年幼孩子的农妇自己找线索，这个忍辱负重的母亲背后，是执法部门荒唐的逻辑与冷漠的旁观。这个在愤怒、不平、苦难中挣扎了17年的女人，如果今天还能保持最初的正常，反倒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了。

　　这17年，李桂英遇到了太多的不正常。她最初以为“抓杀人犯像电视上一样，杀人犯一跑，警察开着警车呜呜呜就去追了，原来自己要找线索啊”；她以为这几个人这么多年没追到，只要拿着十几年前的照片、问着十几年前的名字追查就一定能找到，直到两个月前她才知道，4年前就有人回到镇上的派出所办过新的二代身份证了，连姓名都改了。更不正常的是，项城市公安局信访室工作人员告诉她：“户口注销和抓人是两码事啊。你自己查查谁给提供的（身份信息修改）条件，这我查不了。”

　　一边是被害者踏破铁鞋抹泪寻凶，一边是凶手在公安机关的办事窗口来去自如改名换证，这种严重不正常的执法行为，已经远远不是项城公安局所说的“一些负责办案的老警察不在了”、“以前办案技术不行”等理由可以解释的，而是摆明了对法治责任的放弃，是对国家法律的作践。

　　铁板钉钉的报复杀人案件，没有受害人提供的线索不办案，相继落网的4名凶手被判包括死刑在内的处罚之后，依然没有司法部门的主动跟进，依然还有一名凶手在逃，并且连网上的追逃系统中至今查不到相关的身份信息，对此，项城市公安局竟然回复媒体称，“这可能是因为基层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的”。

　　17年前命案发生至今，当地执法机关的“疏忽”太多了。如果说过去的信息不联网可能会造成异地侦办案件的困难，甚至可能造成当地公安机关办理身份证更换的民警与侦办案件的民警相互之间的不能协作，但是，这些可能性，与至今唯一在逃的凶手在追逃系统中身份依然处于真空状态，这种不正常绝不完全是技术条件因素的巧合，而是有着明显人为的不作为因素。从这个意义来说，现代司法体制的漏洞当然必须补，但再怎么补，都补不上司法机关漠视职责、放弃责任的心底窟窿。（刘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