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一名中国孕妇在美国生产时，由于产后大出血导致死亡。近日，加州橘郡高等法院陪审团做出裁决，判决该产妇家属获得共计5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00万)的赔偿金。

　　最初在手机上看到这一消息时，我是坚决不相信的，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这肯定又是境外媒体精心策划的一出“别有用心”的造谣行为，及至看到这一信息来自中国官网《环球网.国际新闻》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11/7906804.html ，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所以，可以肯定这一消息是真实的。

　　之所以会在短时间内发生这种意识上的忽变，是因为之前好多的国内媒体表示，中国人去美国生孩子是件很冒险的事，不但会遭到当地居民的抗议，美国当局的严查压制也很厉害，尤其是一旦发生医疗事故，患者的权益无法保障。

　　然而，上述事件显现出的事实，好像与之前媒体释放的信息并不同步。于是，我依旧满腹狐疑：这怎么可能呢，受害者家属难道没有“医闹”就轻轻松松获得了3000万？不无遗憾的是，死者家属还真的没有寻死觅活。这一结果，完全是加州橘郡高等法院依据当地法律作出的。

　　其实，也不怪我等有这样“龌蹉下作”的思维和猜想。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发生类似的医疗事故，受害者家属鲜有不闹腾的，而最后的调解和裁决结果，又很少是经过法院作出的。因此说，“龌龊下作”的意识很快就能被激发出来，早已是惯性使然。

　　每个医院都可能发生医疗事故，这其中有受限于医疗技术的因素，也有医护人员失职的责任因素，还有家属监护不到位的自身因素。不管哪种因素，事故一旦发生，就必然要有善后处理结果。叫人头疼且无奈的是，一旦出现医患纠纷，中国人普遍的做法是先找医院或相关医护人员闹腾，即“医闹”。闹腾好了，医院赔些钱了事；闹腾的不好，当事人触法进局子再打官司。但不管怎么闹，怎么折腾，最后也不会有3000万元的高额赔偿。单就赔偿数额上看，不得不承认，美国人在对生命的重视程度上，终归还是更重视一些。

　　中国孕妇在美国生产大出血死亡获赔3000万，有尊重生命权可敬的一面，但主要还是取决于美国相关法律的人性和健全。尤其在死者家属没有采取激进的“医闹”情形下，能够获得如此高额赔偿，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我就想，为什么在中国特容易发生“医闹”事件？

　　在过去几天的时间里，新的《刑法修正案（九）》从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就包括“医闹入刑”，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这则说明，“医闹”已然成为中国式常态，而不得不诉诸于刑法去解决。不过，“医闹入刑”似乎并没有被人理解，各种异义仍旧存在。我个人的看法是，医闹行为不可取，但强制入刑，尚欠火候。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医闹”事件？在医疗过程中，真的只是受害者家属无理取闹，而不存在医疗责任因素？显然不是。那么，事故发生了，最可取的就是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问题。但是，太多的事实证明，法律在这一类案件中显得很疲软，甚至是无所作为。特别是在出现医患纠纷初期，执法机关遇到这类事，能躲则躲，能拖则拖。司法的不及时介入，让医患双方很容易失望，以至于出现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局面。而在此过程中，为了规避责任，作为强势一方的医院，最可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篡改病历、统一口径，以及拒绝回应受害者家属的提问、探视，甚至还出现了“抢尸”的怪异现象。正是在这种情感、责任和利益的交错冲突中，医患矛盾被最大程度激化，进而形成混沌不堪，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医闹”紧张局势。

　　现在，“医闹入刑”，看似规范了这一现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的只是患者方单方面的行为。如何界定医患双方的责任，谁来鉴定双方各自的过错，以及如何追责赔偿，才是法律需要完善的东西。同时，这一过程中还需要解决医患双方的诚信问题，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才可能从根本上防范和杜绝“医闹”事件的发生。

　　《刑九》中，存在同样难点和疑点的还有“微信发布虚假信息入刑”的问题。谁来监督、鉴定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官方释放虚假信息，又该怎么应对处理，都不够完善。由此可以看出，这同样是对个体单方面行为的约束。如果这些难点和疑点得不到妥善解决，法律又如何保证司法实践的客观、公正？

　　因此，与其说人们诧异或羡慕的是来自美国的3000万巨额赔偿金，不如说是人们对中国法律进一步合理完善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