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走出去”已取得初步成果，但中国毕竟是核电行业的后来者，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一方面需要企业“内功”过硬，一方面需要国家在公共政策上给予支持。

    临近年末，中国核电喜讯频传。中广核与EDF投资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项目，并共同推进塞兹韦尔C和布拉德韦尔B两大后续核电项目，其中布拉德韦尔B项目拟采用中国的“华龙一号”。

    此前，中核集团也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了2个“华龙一号”出口合同，5个合作框架协议。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美国西屋公司也于不久前共同宣布，首台AP1000核电机组主泵最终性能试验圆满完成，这意味着多年困扰AP1000的主泵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为大批量新上AP1000项目扫清了障碍。

    展望新的一年，中国核电不论是自身建设还是“走出去”都将迈入新纪元。

    核电是安全可靠、技术成熟、供应能力较强的清洁能源。进入新世纪，世界上很多国家开展了新一轮核电建设，主要核电强国都在进行国际市场开发和技术出口战略布局。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具有完整核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国内核电装机和在建规模迅速扩大，核电“走出去”取得初步成果。

    但是，中国毕竟是核电行业的后来者，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既要看企业的“内功”是否过硬，也要看国家是否在公共政策上给予有效的支持。

    核电设备走出去

    核电“走出去”的目的地国在选择建设合作伙伴时，一般对融资成本，特别是核电出口国能否提供灵活、优惠的融资条件十分看重，甚至会影响到核电项目的最终决策。

    与其他核电出口国相比，中国核电企业融资成本偏高。韩国2009年中标阿联酋核电项目，所提供贷款利率为2%。俄罗斯为竞标阿根廷核电项目，向阿方提出的融资方案中，愿意提供56亿美元贷款，利率为1%。目前，美、日、韩等核电出口国对核电项目15年长期出口信贷美元利率为3.18%。中国对核电长期出口信贷美元利率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企业能够获得的长期出口信贷美元利率在5%-6%，与国际同行相比劣势较大。

    中国核电企业的贷款来源渠道也比较单一，主要依靠中国进出口银行“两优”贷款和商业贷款，政府优惠贷款额度较低。国家设立的股权性投资机构单个项目投资规模有限，对短期回报要求较高，而核电项目建设周期长，前期没有回报，股权融资难度较大。为满足核电“走出去”大额、长期、低息融资的需要，需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目前可以考虑的措施，一是内保外贷、借船出海。即由国内母公司向国内银行担保，国内银行为该公司在境外的子公司出具保函，该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为子公司提供融资业务。

由于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对各商业银行的内保外贷业务进行额度控制，由此限制了融资规模。外汇管理部门有必要在加强风险防范的前提下，增加一定额度专门用于支持核电项目“走出去”。

    二是加强出口信贷支持力度。对核电出口信贷利率给予优惠，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供与美、俄、日、韩等主要核电出口国相比有竞争力的出口信贷。

    三是经有关部门批准，允许核电企业境外公开发债。

    四是用活外汇储备。用好主权投资平台，增加外汇储备注资认购核电企业定向债券。向政策性银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注资，定向用于核电项目“走出去”业务。

    五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如设立核电“走出去”专项国家财政补贴，用于企业银行贷款贴息、保费补助、资本金投入补助、支持“首台套”装备“走出去”等事项。

    六是提供税收优惠。对核电技术和装备“走出去”执行免税或出口退税政策，修订与有关目标国家之间的税收协定，避免双重征税。

    核安全监管走出去

    目前全世界有72个国家已经或正在计划发展核电，其中在“一带一路”上的国家有41个。预计到2020年，全球将新建约130台核电机组，2030年达到约300台。很多有意向发展核电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不论在核安全的监管能力还是体系建设方面还都是空白。

    中国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核安全监管法规体系和监管模式，在核设备监管、现场监督、辐射环境监测等方面，已经接近核电发达国家水平。通过监管合作，帮助目标国家培养本国的核安全监管能力，建立核安全体系，对于未来在这些国家获取项目、输出核电技术有重要意义。核安全监管部门可以选定一批重点合作对象国，外交部门也可以将核电监管合作纳入双边外交工作议题。

    相对迅猛发展的核电形势，中国核安全监管也存在薄弱环节。主要是监管立法滞后、机构独立性不够、人力和经费不足、核安全研究能力有限、核安全国际交往和国际合作经费短缺等问题还十分突出。尤其是国家核安全局不是实体机构，会影响中国核安全监管的独立性和公信力。

    核安全监管能力建设应当同国内核电发展速度与核电“走出去”的要求相适应。当前，有必要加快《核安全法》立法进程，加大核安全监管能力建设的投入，恢复设立具有权威性的独立监管机构，提高核安全监管人员待遇。加快核安全研发平台建设，建立健全核安全设备检验体系，完善对重点核设施全生命周期监管。

    核电标准走出去

核电涉及敏感技术，各国的核电发展政策不同，监管和认证体系也不一样，不同标准规范之间的互认性较差。福岛核事故后，国际社会对核电的安全性要求更高，在事件叠加、严重事故预防和缓解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比以往更严格的要求。国际上现有的核安全法规、标准和规范在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

    中国核电安全标准存在着国际标准、国内标准、第三国标准规范混用的情况，尚未形成配套体系。核安全技术法规主要依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推荐的核安全标准制定。核工业标准和规范主要采用美国ASME规范或法国RCC系列规范。国内核工业标准正在参照美法两国的规范制定。

    针对中国核电标准国际认可度不高的问题，国家能源、核安全、标准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与核电企业在标准制定上加强协调，全面开展中国核工业标准与美、法两国核工业标准规范的对比工作，以便在“走出去”过程中采用中国核工业标准。

    目前，中国尚未对同一机型制定统一的设计标准与设计规范。核设施营运单位或工程公司在设备采购时执行的标准不完全相同，给制造企业的标准化、批量化生产带来一定困难，这对安全管理也是一项重大挑战。

    比如，中核、中广核订购同样的机组部件，不同企业、不同机型的设计尺寸不同，企业每生产一件就必须重新设计、重新试验。现有的几大核电装备制造企业，必须分别满足不同业主、不同机型的差异性需求，制约了批量化和系列化发展。

    核电主管部门也应组织力量，加快推进核电机型的标准化。一是尽早实现“华龙一号”堆型设计、施工设计、设备制造的标准化，防止出现两大公司两条“龙”。二是在充分吸收依托项目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固化AP1000设计，形成标准化设计方案，并在相关核电企业之间共享，为批量化发展创造条件，防止出现三大公司三个AP1000。

    推进国内核电建设

    2003年召开的全国核电建设工作会议提出，核电要统一组织领导、统一技术路线，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快自主化建设。经过“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规模化发展，中国核电产业的研发设计、建安施工、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方面能力显著提升。

    2011年后，中国总结了日本福岛核事故教训。近两年重启核电项目建设，但按新核准开工的核电项目明显偏少。中国要在国际核电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本国的应用开发上达到较高水平，并保持相对稳定的建设节奏。

    一是推进已批准的“华龙一号”项目建设，进一步夯实自主技术基础，为“走出去”创造条件。

    二是坚持AP1000技术路线，加快后续项目审批。据初步统计，“十三五”具备开工条件的AP1000厂址有10个，共32台，总装机容量达4000万千瓦。这些机组可以考虑按每年6台－8台的速度开工。在“十三五”期间再批准一批AP1000项目开展前期工作，为“十四五”核电建设做好准备。

    三是国家应尽快核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示范项目，并在“十三五”期间批量建设，同时成为“走出去”的主力机型之一。

    四是有序推动湖北咸宁、湖南桃花江、江西彭泽等内陆核电项目，“十三五”期间可考虑内陆核电项目零的突破。

（来源：微信公众号“财经十一人”  作者为核电专家  范必，原载《财经年刊：2016预测与战略》，原题为“中国核电如何制胜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