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不知，这其中还有很多外人所不可知的甘苦，乃至风险。大名鼎鼎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他们有的曾经风云一时，一生有名节；有的走向反面，身败名裂。当然，历史是自己写的，劫数在人不在天。但那毕竟是一个环境，要当好秘书，也实在不容易。
我刚到毛主席那里，是代理机要秘书。我的前任秘书徐业夫同志，13岁就参加了红军，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前辈。他因患不治之症住医院，所以秘书一职暂由我代理。他跟随毛主席多年，工作酝酿默契，毛主席很满意他的工作，一直盼着再回来。可是他终究没有回来，留下了很多遗憾。
我是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没有进过高等学府，能担当得起秘书工作吗？我对这副尚不知轻重的担子，心中着实不安。按能力，论知识水平，当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是我做梦也未料到的。人生的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领袖的秘书自然也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所以，能够进中南海工作，得到毛主席的信任，我始终觉得是幸运。仅此，也足以激起我拼命工作的热情了。
掌管文书工作，说起来很重要，但它毕竟不是决策帷幄、风云际会之举。它是一项繁杂琐细的工作，要求一丝不苟，不允许出差错。所以从进中南海那天起，我就是小心翼翼地办事，谨谨慎慎地工作，唯恐细微不慎，铸成大错。也许由于我头脑特别简单幼稚，也许是工作周到细心，要么就是由于我坦诚直率，经过一段工作以后，毛主席对我的评价是：“为人厚道，工作尽职。”
我很荣幸能得到他老人家的这个评价。这也许是我优势不多的优势，也是我能在毛主席身边继续工作的条件。当然，这丝毫不韵味着我的工作是尽善尽美的。恰恰相反，在我的几年秘书工作中，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总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工作中有失误，也有苦恼，甚至有无法诉说的委屈。当我来到毛主席身边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是76岁的高龄了。尽管公开宣传上还说他“满面的红光”、“神采奕奕”，给人们造成一个非常健康的形象，但他毕竟是一个老人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他和普通老人一样，也无法避免各种老年病的纠缠。从1971年春天起，他老人家每到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而且都是比较严重的老年病。这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除了要做好分配的具体工作外，还要同护士长吴旭君同志一道，照顾和护理经常生病的毛主席。由此，我也学会了一些护理病人的常识，特别是护理老年病人的常识。
为毛主席服务，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职责，也是心甘情愿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项责任很大的工作。那时，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是严格保密的，对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保密更严，一般只有少数人知道主席身体不好，病到什么程度知者就更少了。人为地“神化”，普天之下的崇拜，使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在神秘中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记得1971年春，毛主席因为感冒引起支气管炎，昼夜咳嗽，由于久拖不愈，转化为“大叶性肺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由于医生的努力，病情终于好转。看到老人家逐渐康复，我们工作人员久久悬而不安的心终于如释重负，高兴异常。
江青诬陷汪东兴和张耀祠是“特务集团”
当时，江青并不知道主席病了。主席病情好转以后，她却不相信主席真的病了。她毫无根由地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以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她指着汪东兴、张耀祠同志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是‘反革命’、‘特务集团’！江青说话就是这样，可以随意给人扣一顶帽子，不管合适不合适，不管后果。当时，汪东兴和张耀祠同志是负责毛主席医护工作的。江青这样无端地指责，令在场的人毛骨悚然，不知所措。大家在主席生病期间昼夜辛苦地服侍，不但未得到她一丝一毫的鼓励，反而被扣上了足可置人死地的罪名，能不令人心寒？事后，汪东兴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一天，周总理有意陪江青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汪东兴同志也来了。此时，毛主席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老人家的几句话，保护了我们这些人，也使一直为此不安的周总理心里顿觉释然。
江青挨了毛主席的批评，心中自然不快，一股愤怒之火无处发泄。在她出门时，又借机向我发火：“你不是医生，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江青的无名指责，我毫无准备，只好向她解释：“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然而，我的解释，在江青看来无异是个软钉子，不但没有消释她胸中的怒气，反而更触怒了他。她厉声斥责道：“你狡辩！”大家顿时陷入一种难以收场的窘迫局面。还是周总理明智，他对我说：“你也不对，认个错吧。”认真一想，我也有点后悔，为什么在她生气是去顶她呢？我刚来不久，对江青并不了解，只能作为教训吧。
张玉凤正式当了毛主席秘书
秘书工作就是服务。所以工作中既要任劳，也要任怨。不能有任何计较，不能讲价钱。要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一辈子，不思闻达于何人，但求无过于任内。1974年10月22日，中央办公厅发出文件，正式任命我为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尽管我已经代理机要秘书工作几年了。一旦正式的红头文件下来，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是激动，还是不安，一时也说不清。过去毕竟是借调，是代理，心理上的承受不一样。
此时我正随毛主席在长沙。他老人家如今已不像过去那样“万里长江横渡”了，他行动极为不便，连散步也困难了。这天，他正躺在床上，我把收到的所有文件送给他。我说：“今天收到的文件里，有一份是关于我的任命的通知。”主席说：“我知道，那是我同意的。”我捧着文件，等待老人家继续说下去。可我惊奇地发现，他好像随随便便说了一句，之后什么也不说了。我却一直不安，鼓足了勇气说：“我怕干不好，还是找一个比我高明的人来好。”毛主席说：“你怎么干不好？徐秘书生病这段时间，不是你代替他吗？”我知道，他老人家对我的工作还是满意的，不然这红头文件也不会发下来。但是我心里清楚，这几年的工作之所以还能应付，一方面是自己刻苦努力，另一方面同主席的教育也分不开。但自己总觉得工作并不是很适应，心里总怕干不好，出纰漏，说不定哪一天由于自己的不慎，给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毛主席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接着说：“其实做我的秘书也难也不难。不难的是，我不需要你们这些人写东西，只管收收发发。难的是要守纪律。你做秘书，可以看中央发给我的文件，而汪东兴、张耀祠他们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我不让看的，他们也不能看。还有，你不要以为当了我的秘书就可以指挥一切了。过去我身边有个卫士，我让他给总理打个电话，他打电话时可神气了，我看了就不舒服。不要得意忘形，要知道自己为谁工作，代表谁办事。还有，做秘书工作要谦虚谨慎，要多学习，每天除了收发文件，还要看材料，特别要看那两大本（指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还有那张《参考消息》。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坚持下去，就能看出问题……”毛主席当时谈话已经很困难了。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断断续续地说的这些话，我都默记在心。严守纪律、谦虚谨慎、努力学习。我体会，这是老人家对我这个新秘书的约法三章，也是对我的希望。
毛主席的话给了我勇气和信心。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服从组织的安排是自己的天职，面对多病的老人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有努力做好工作的责任，不能有任何推辞了。
1974年春，毛主席又添了老年性白内障病，视力模糊，看东西很吃力。对于领袖来说，一天有多少文件需要他看，特别是像主席这样一生手不释卷、历来亲自批文件、写文章的人，一旦视力不好，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又多了一项工作，天天为主席读文件、读书、读信、读报。
这可是一件难以胜任的工作。像我这样的文化水平，读文件、读报、读信，还觉得能够应付。而读书，特别是读古书，困难就大了。很多古书，不但词意难懂，还有很多生字，这就增加了读书的难度。我记得最难读的几篇赋，如《别赋》、《恨赋》、《月赋》、《枯树赋》等，读起来实在力不从心，既没有铿锵有致的韵味，也无激荡肺腑的感情。所幸的是毛主席的文学功底深厚，很多诗赋他都能背下来，读错的字和音他随时予以纠正。毛主席告诉我：“读诗和读赋不同，诗有五言、七言。还有平声支韵，去声径韵……你按韵律来读，基本上就可以了。而赋则不同，要抑、扬、顿、挫，要读出感情才行。你这样平平地念，像寺庙里的和尚念经。”
毛泽东非常幽默，就是在病中，同你谈论那些枯燥的古书时，也会让你感到情趣横生。为了把书读好，我一方面注意把读的书先看一遍为，熟悉内容，解决不认识的生字，另一方面注意听广播，学习播音员如何读稿子。渐渐地，也有所提高，勉为其难了。
一次，我给主席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主席也跟着背诵起来。他一字一句地缓缓吟着，那声调，那韵致，入情入景。令我措手不及而又惊奇地是，读到后边，他竟激动得泪如泉涌：“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我意识到，主席此时此刻一定进入诗的意境中了。他那浓重的情感，透视着与诗意的某种相通。主席是非常喜欢这首诗的，他曾在书上这样批注：“江州司马，青衫泪湿。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同等的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毛主席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有时，在我给他读诗、读来信时，如遇有不平之事，或有人有困难，或有人蒙受不公正的待遇，他老人家就常常动感情。他有时激动气愤，有时伤感泪下，喜怒哀乐形于色。毛主席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是从不把感情埋入心底的人。凡是有不公平之事，他都要管，即或是古人的事，他也会激昂评论，予以褒贬。这时的我，也往往受主席的感染，情感随之倾斜。
众所周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都是亲理政事，自己动手起草讲话稿，批阅文件、电报，就连人民来信，他也要自己过目，从不让秘书代劳。他最反对什么事都靠秘书做。可是，在他晚年，特别是在患眼疾期间，他不能看文件、看书了，有些文件的圈阅，也需要别人代劳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按着主席的指示代他为一份文件写过批语，这是我经历的唯一一次，就是人们熟悉的批“走后门”的那封来信。信是叶剑英元帅写给毛主席的，反映有人借批林批孔运动批老干部的问题。
毛主席听我读完这封信后，想了想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读完这段话后，毛主席又笑着说：“谁没走后门？我也走了。”“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在毛主席讲这段话时，我习惯地从茶几上拿起铅笔，递给主席。这次主席竟破天荒地让我来写。我很单纯，既然主席让我代写，就不假思索地写下了。写好后，我又给主席读了一遍。毛主席说：“好，就是这样。”我请示主席：“这份批件是不是告诉周总理一下？”主席点头同意。我与总理通了电话，告诉总理：“这段批示是主席说的，我写的。其中猖獗的獗字，我还没来得及查字典呢！”总理笑着说：“猖獗的獗，是犬旁加厂再加……”总理告诉我这个字怎么写后又说：“你就不要查字典了，空在那里，送过来我添上好了。”于是，我将这份文件转到总理处。
由我代写的这个批示后来竟惹出一场风波，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喜欢毛主席写的字，一有空，我就照着他老人家的字练习，久而久之，有些字写得还真有些“像”。这份批件被江青看出了破绽。她说：“这个批示不是主席批的，有的字写得不像。”并当场指出那几个字不像。
江青对主席的字很熟悉，以她的性格，是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的。他提出这个问题后，别人就不好说话。汪东兴事先了解此事，便说：“不是主席写，也是主席说的。这种话不是什么人能编得出的。”
后来，我听说了此事后，确实感到有些紧张。好在那时毛主席、周总理都还在世，什么事都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我把这件事报告给毛主席后，他笑了，说：“以后凡是办这类事，应该注明是谁嘱咐你做的，就会避免闹笑话了。”
1976年，周总理、朱总司令先后去世，毛主席也在重病中，他的心境，他的精力，都处在几近坍塌的危急中。两位共事多年的老战友的去世，使重病中的老人无法平复内心的悲痛，昔日乐观的心境也不复再存。有一天，他让我拿庾信（南北朝时的文学家）的《枯树赋》读给他听。这首赋主席早已熟读，并能背诵，即使在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这是一首以树喻人、以物托志的赋，词调凄切，读来令人伤感。在他的床边，我缓慢地读着这首赋。他则微闭双目，凝神遐思，仿佛是体味赋的意蕴，又好像是在回顾自己的一生……
其实，他老人家究竟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但从他那凝然神思的表情，我猜想，他此时一定想得很多，也很遥远。
当我念了两遍之后，他意犹未尽，自己开始背诵。此时他已不能像以前那样抑扬顿挫、声音宏亮地吟诵了，发音极为费力，声音非常脆弱，但听起来还是富有感情。“……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这位辩证法大师，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巨人，从庾信的赋中体味出了什么，寄托了一种怎样的情意，在我心里至今还是个谜。
这首赋，是主席一生所读的最后一首，也是我最后一次为他读诗读赋。因为，后来他的视力，他的听力，他说话的能力，都不及了。自然规律和可怕的病魔使老人家即将结束他的生命之旅了。
今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大家都在纪念我们中华民族这位伟人。作为曾经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的人员，我把埋在心中的点滴记忆整理出来，献给读者，也算对老人家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