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开放只是假象，日本高收入人群“无性”之苦 | |||
| 煤炭资讯网 | 2015-12-8 16:01:29 天下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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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向给人印象是性开放的国家，但现实的情况可能与流行文化建构的印象有一定差异。经济学家门仓贵史在《性格差社会》中，指出日本因社会及经济地位的差异，因而衍生出来的性经验不平等情况，早已构成社会问题。
他认为，日本社会目前的“中年童贞”者日益增多，一直置之不理的话，未来或许会进一步演化成为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日本大部分企业的正式社员，工作量陷入恶性循环，愈升职就更加堕入长工时的职场深渊
 日本大部分企业的正式社员，工作量陷入恶性循环，愈升职就更加堕入长工时的职场深渊高收入者的深渊。日本人喜欢看漫画。在工作间隙，去超市或者到公司外面的空地上翻翻漫画书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方式。
高收入者的深渊
从一般人的角度而言，收入不稳定乃至低收入人士，在性经验上处于劣势位置，是理所当然的推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自然难以吸引异性的青睐，甚至连通过经济消费去买春也有一定的财政压力，所以成为“性格差社会”下的受压人士，大抵也理至易明。
可是，原来在日本社会中，即使是高收入的一族，也是“性格差社会”下的“难民”。此话怎说？门仓贵史指出，现在日本的企业，为了提升竞争力，大部分从人事资源上去削减人手，务求成本下降。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抑制正规社员的比率，改而采用合约员工去减省支出，以及削减福利上的开支。所以大部分企业的正式社员，工作量均陷入恶性循环，愈升职就更加堕入长工时的职场深渊，个人的消闲时间可谓被侵蚀殆尽。
对这一批长期需要加班工作的上班族，下班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家，要再有心情与伴侣以性戏耍乐，不啻属痴人说梦的想象。能够稍微补充睡眠以便明天作战，几乎属于奢侈不过的期盼，正因为此，他们的性生活自然可以乏善可陈来形容。
 很多职员都会为了加班费而天天加班，下班后自然更觉疲惫。所以很多男性都喜欢下班后在居酒屋和同事、朋友喝酒减压。
日本大学人口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07年进行的“关于‘工作与家庭’的全国调查”显示（以日本全国男女共9000人为对象），过去一年夫妇之间完全没有性生活的，占整体人数的24.9％以上；而凡四对结婚的伴侣中，就有一对处于无性生活（SEXLESS）的状态。而据日本性科学会的定义，如果一对夫妇以一个月以上没有性生活，就界定为处于无性生活状态的话，现实中日本约有44％的夫妇属于当中的一分子云云。
更为甚者，以上的数字都有下行的趋势，也就是说，愈来愈多年轻的伴侣受到以上问题困扰。刚才提及“关于‘工作与家庭’的全国调查”的数字显示，20~29岁的人群（以下称二十代）中无性生活夫妇为7.2％，30~39岁（以下称三十代）为14.4％；一旦据日本性科学会的定义分析，更会上升至二十代为18.6％及三十代为34.2％的惊人数字。
其中最重要的启示，是男方的收入愈高，夫妇之间的性生活就呈反比状况。以MDRT日本会的调查为例，夫妇之间的性生活若结合经济收入的资料对读，会发现男方年收在300万日元以下的，每月夫妻的性生活为2.52次；一旦提升至500至600万的水平，则下降至1.83次；若再提升为800万至1000万的水平，则会进一步下降至1.47次。
这就是高收入的性苦海，长工时加上沉重职场压力，除了让休息时间大减外，也使更多人透过烟酒来纾缓，反过来影响健康，当中也造成对性欲减退的直接伤害。
在日本刚毕业的大学生待遇都差不多，只要进了公司，工作相对也比较稳定，每年还有涨工资的机会。只是工资涨得很慢，要拿高工资，得看个人能力—比如有经验的员工转职便能获得较高的工资起点。但大多数人的工作都是按部就班，二十岁出头已可以预测到自己三十岁乃至四十岁的工资水平。所以工作一久，就会觉得乏味、无趣，从而感觉疲惫。图为日本东京街头一把椅子上写着“需要加油”。
30~39岁人群最受影响
在一众高收入组别的男性中，门仓贵史发现三十代是最受影响的族群。首先，在日本总务省于2007年所作出的“劳动力调查”中，发现男性的正式社员，每周工时超过60小时的人，全国达579万人，他们可以说每天都是加班工作。
而按年龄世代进一步加以审视区分，会发现三十代全职的男性正式社员，有22％每周的工作时间在60小时以上（2007年数字），较其他世代组别的男性更严重。三十代的男性正式社员，不少属刚晋升为中级管理阶职的上班族，面对的处境可以前后夹击来形容──一方面固然要努力表现，希望可以争取再向上爬的晋升机会；同时又要让下层信服，表现出新升职人士的魄力及眼界。所以三十代的过劳人士，在各世代的组别层中，自属承受最严重精神压力的族群。2007年据厚生省的数据显示，三十代被判定为因工作关系造成的精神障碍，高达一百宗，自然可说已敲响了警钟。
有趣的是，据国际劳动组织（ILO）针对12个先进国家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只要每周的工作时间下降，每年的性生活次数就会有明显的提升。从科学化的角度分析，以一个35岁体重60公斤的男性为例，踢一场40分钟的足球所耗的卡路里为266，二十分钟的游泳是380，而性行为所消耗的卡路里大抵与剧烈运动相若。这就是为何根据一次性行为的消耗为本，置于早已疲惫不堪加班后回家的三十代中层管理人员身上，性行为几乎已讽剌地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事实上，以上的调查显示日本人每周的实际劳动时间为42小时，在12个国家之中排首位；而平均的年均性生活次数是45次，反过来排名最低。由此可以清楚见到工时长短与性生活频率的直接联系。门仓贵史进一步指出，若从数字上推算，只要每周工时下降一小时，年均性生活数字约可上升6.3次。一旦把日本人的劳动时数由42小时，下降至如荷兰（每周工时为29.7小时）的水平，日本人的年均性生活便可回升至77.4次了。
正是从高收入者的角度出发，去审视他们同样属于“性格差社会”中受害人的事实，才发现，在过分发展的都市生活文明圈中，无论属高或低收入的族群，其实均属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可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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