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到中国考察的主题是“文化经济学在中国的演绎”，这个东西听上去很学究，其实近年已经悄悄地蔓延开了。过去中国人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来引入了供给学派和凯恩斯学派，来来去去纠结了数十年，一直无法解决一个非常根本性问题———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价值增长。

我到了北京刚下飞机，就听到边上一处书店里传来了连续不断的说话声，转头一看，只见视频上正播放着马云那慷慨激昂的讲演：“我讨厌一些人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好像有了法律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如同说某个人要漂亮就把鼻子弄漂亮一样，他们不知道美国的法治社会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啊”。我心里笑了，连马云也一头扎到这个领域来了，看来“文化经济学”这个概念真的在中国传开了。

我先考察了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然后再考察了广州的同类情况，当然，主要是针对最为细节的日常生活内容，一点也不宏大，反而让中国同行门莫名其妙。比如，我在北京王府井考察了零售品种结构，包括狗不理包子和北京全聚德烤鸭的性价比，包括杭州小笼包和狗不理包子店的竞争，包括北京酸奶的作价，几乎所有北京人商业行为都给我一种新鲜感。我到了广州同样对各样经济生活细节感到新鲜，考察包括了天猫和京东的服务情况，甚至深入到了客服CRM的流程，还考察了书店业务和珠江水质问题。不过，最让我感到有趣的是一段在大学饭堂吃饭的经历。

这是一所著名大学的学生饭堂，分上下两层，下层是糕点部、干粮部、饭菜部，价格较低，而上层的只有饭菜部，还提供几种汤羹，价格较高，不像楼下那么拥挤。这种环境对我并不陌生，在美国读大学时整天都吃饭堂，不过菜色远不如这里丰富，价格也贵不少。我计算了一下，一个中国学生午饭大概平均费用是16人民币（不到3美元），有肉有菜有饭，如果花20元人民币（3美元左右）就可以有肉有鱼有饭有汤了，而在美国大学饭堂要至少花费5美元才能吃最简单的套餐。这里的大学生们排队非常有序，均使用饭堂电子卡付费，用一只不锈钢铁盘装齐各类饭菜，使用一次性筷子或铁勺子，用过后自己交还给清洗部，井井有条，很少看到浪费粮食的情况（美国大学饭堂浪费食品是非常严重的）。初步估算一下，光是因为良好次序和器具重复使用就可以每位比美国同类饭堂节约12美分成本，一年下来可不是个小数目。

这些大学生显得朝气蓬勃，据说他们当中有五分之一将赴美和其他国家深造，汇入其他中国大学留学人群，成为世界大学生人口中的生力军，为西方国家大学招生不足提供了大量经济补贴，他们中大部分将成为未来中国海龟人群。我喜欢在吃午饭时参与这些学生们的谈话，发现这些学生对于世界科技发展的各类机构都比较熟悉，尤其对于国外各类职称的考核项目非常关注，这是美国同龄大学生中罕见的。我和两位哲学系大学生尤其谈的热络，一位是学“马哲”的女生，另一位是学“中国古代哲学”的男生，他们正在讨论马克思与孔子的思想融合问题。女生说“马克思也有类似孔子的‘天下’观念，否则不会有共产主义的概念，而那男生说西方人也有‘天下’观，否则没有‘博爱’和‘人道主义’观念，果然让人耳目一新。我一直以为中国学生只会读数理化的，如今看到这一代新人如此自由而热烈地讨论中国相关哲学问题，深感中国的国运到了。我告诉他们：中国人很快会从GDP主义中解脱出来，因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深度文化融合阶段，文化发展需求正逐步替代了物质发展刚需，他们的研究学习会有非凡意义。

在这个学生饭堂吃饭时，我忽然想起了在洛杉矶的一段经历，那也是启发我研究文化经济学的契机。我曾参与一个慈善机构为当地流离失所的人群捐款工作，带领几个大学生，负责向各个食品零售企业募捐剩余食品。我的做法是先从文艺团体那里募捐戏票，然后把戏票拿到这些食品企业换取食品捐赠，然后把捐赠的食品分派给运输自愿者，运到固定的教会或游民服务点去分发。美国社会对这些游民总有这样或那样的误解，许多人认为这些人和毒品使用有关，给自己一个不捐的借口。有时募捐甚至造成一种“乞讨”的感觉，募捐额度达不到就不得不自己补上，算是一种良心的圆满行为了。想起马云上面那段话，所有美国人心里都会羞愧的。

如今，美国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中产阶级出现了大面积“返贫”现象，年轻人买不起房，失业者租不起房，老人住不起养老院，移民儿童教育被歧视，非法移民看不起病，比比皆是，看到这些现实例子，我深感人类的智慧之不足，更感慨人们宗教价值观的退化。中国是个年轻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经济规模的发展消化掉很大部分贫穷人口，而美国则是个成熟型社会，即使是无家可归人群的生活成本也不低，政府已经无法维持低收入人群的福利规模，即使是就业情况最好的时期也无法通过经济发展消除累积的贫困人口了。我在想，三十年之后，中国遇到了美国如今同样的问题会怎样？难道还能继续用凯恩斯主义或供给学派经济学应对吗？显然这都不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