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亲属经商办企业越来越显性化，社会公众对此也诟病已久。去年10月，中央第二巡视组组长张文岳向上海市反馈情况时即指出，“群众对个别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倚仗其权力谋取巨额利益反映强烈”。此前已被查办的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落马的重要情由之一即是“亲属腐败”。

　　而从更开阔的视野看，这一问题波及之广、渗透之深，已不能继续无视。2月初，中央巡视组13个巡视点集中公布的13份整改报告中，有10份涉及亲属、子女经营、插手工程项目等问题，其中7份整改报告直指领导干部涉及子女的腐败现象。

　　一个成熟的市场不应该听任、甚至纵容官员子女亲属在权力的荫庇下牟取暴利。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市场秩序失范，权力随意干预经济，权钱交易猖獗，而种种“非市场”行为的泛滥，又演绎为伪劣产品泛滥，环境污染成灾，暴力掠夺财富……

　　其实，正如中央会议指出的，相关的约束性规定并不鲜见。中纪委监察部一份调研报告表明，仅从1979至2011年，共有58次中央纪委全会、11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防止干部亲属官商利益关联内容，其中1985年颁发《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2001年颁发《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试行)》、2010年颁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文件，就有相关规定。

　　那么，为何诸多堂皇的规定，却未能管住官员的“亲属腐败”？这其中，制度规定的边界模糊、范围不明，以及约束机制操作性差，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官员子女亲属经商在行业、产业、地域等方面，究竟应该如何规避？又如，一旦出现官商利益关联嫌疑，如何调查、处理？一味强调“自查”，领导干部会不会面对家人子女“下不去手”？

　　此外，社会监督往往难于落实，也是导致官员亲属经商从一般性违规演变为严重腐败的重要原因。为何要等到上海群众对官员配偶子女以权牟利“反映强烈”才引起重视？

　　可见，若想切实遏止官员的“亲属腐败”，除了进一步出台刚性制度明确规范官员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的行为，并强化监督问责之外，还必须实现充分的信息公开，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官员子女配偶亲属的“业务”，不是官员的家事，事关公共利益，惟有最大限度的公开，让权力者的家事在阳光下晒晒，才能捉住密室内、桌子下、枕头上的利益之手。

　　据报道，此番各地整改中，黑龙江省对全省1662名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含县委书记)向省纪委申报了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情况，省内各单位也在内部网上公示。这样的公开尽管还有待于继续扩大，但至少有了一个好的开端。管好子女亲属，官员自己“下不去手”不要紧，可以靠制度，靠社会公众“雪亮的眼睛”。（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