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消息，6月10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政府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9日晚11时半，该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6月11日《兰州晨报》）

　　又见中毒悲剧，又见留守儿童，发生在贵州毕节的4名儿童集体中毒身亡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关注，除了事件本身的惨痛外，“毕节”也是一个非常醒目的关键词，因为这件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三年前同样发生在毕节的5名男童因中毒死亡在垃圾箱的悲剧。

　　而根据媒体的梳理，从2012年垃圾箱中毒悲剧到此次的食物中毒悲剧，毕节如一个被诅咒之地，关于留守儿童的悲剧竟然屡屡发生：2013年12月，5个孩子在放学路上被农用车碾死；2014年4月，毕节曝出小学生被教师性侵案，此案至少涉及12名女生。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结论，这四名孩子是误食还是被人下毒身亡，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四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都是在极大的风险夹缝里生存，于此而言，它以让人难以呼吸的悲剧折射出毕节留守儿童的生存之殇。

　　据说这四个孩子生活在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生活的困顿，或许会让这四个孩子处于生存危险的边缘，准确来说，作为一个劳务输出地区，毕节地区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这似乎是大时代背景下的必然痛点，作为留守儿童，也就意味面临着比许多同龄人更多的生存风险，但是，在现代文明下，我们的社会应有让四个无辜孩子免于因贫困而恐惧的保障能力，换句话说，来源于公共管理的制度救济应该成为他们在困顿不堪中最后的救命稻草。

　　事实上，在2012年发生男童中毒事件后，毕节当地政府就已经承诺要正视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曾宣布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

　　那么，当悲剧再次重演，如一记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曾经关于制度救济的信誓旦旦上，那么，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来自制度范围内的救济是如何失灵的呢？是否真正做到过逐一排查，一对一帮扶的呢？如果有，这四个孩子是如何成为漏网的悲剧？按理说，这四个孩子集中于一个留守家庭，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应该成为被遗忘的“天使”，那么，如果没有，更值得审视的是，在公共承诺与现实兑现之间的差距，到底隐匿着什么样的治理之殇？当惨痛悲剧再次发生，在舆论的聚焦下，我们可以预期到一次严苛的追责，但是追责之后呢？四个孩子已经成为永远的殇痛，追责从悲剧本身而言已于事无补，而追责的价值乃是在于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它需要严苛的问责，更需要细致的制度补救。

　　此外，仍然需要提醒的是，此次悲剧或者说只是关于留守儿童的一个极端个例，留守儿童之殇并非毕节一地之痛，根据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城乡流动儿童规模也达3500万。他们的境遇或许不至于如这四个孩子般糟糕，但是，一个温暖而完整的家，却已然成为他们遥不可及的奢望，他们不应成为社会被遗忘的群体，更不应成为悲剧的无辜牺牲者。（高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