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中国现有吸烟人口约3.5亿人，占世界吸烟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相应地，中国也是最大烟草受害国之一，每年至少有100万人死于与烟草相关的疾病，约有7亿多非吸烟者受二手烟危害，其中包括2亿多儿童。5月20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发布的北京市吸烟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北京成人吸烟率为23.4%，成人吸烟者约419万，但不吸烟却深受二手烟毒害的有 1000多万人。因此，制定愈加严格的控烟法规实为现实之需。

　　其实，不止北京，中国已有超过20个城市新出台或修订了无烟环境法。中国在2003年签署加入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时，曾承诺在2011年1月9日前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防止公民接触烟草烟雾，并广泛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因此，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际上是中国履行承诺的一个步骤，虽然其出台的时间已比承诺晚了4年多。随着《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实行，相信其他地方也将逐渐跟进，按照《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刻度”，制定本地的控烟法规。

　　当然，出台规定易，而执行规定难。《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出台的时间之所以比中国政府承诺的时间晚了4年，其中主要原因也在于执行法规的有效性方面。根据以往控烟的经验，如果执法跟不上，有关控烟的法规无异废纸一张。

　　在中国，有关控烟方面的法规执行差，既有整个司法环境的问题，也有吸烟行为从非由法律调节向由法律调节转换方面的问题。控烟法规执行的难点在于，吸烟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但是，吸烟行为发生在法定不准吸烟的场所和场合就构成违法，而这些场所和场合数量难以计数、范围难以估计，再庞大的执法人员队伍也覆盖不了这些场所和场合。因此，说到底，控烟方面的法规，只是一个指引性的法律规定，其执行主要靠无数场所和场合中的单位或组织，将法规具体化为单位或组织的内部规定，由此完成相关法规的执行。

　　此外，控烟法规的法律调节意义，就在于在吸烟者自由与非吸烟者不受吸烟侵害自由之间达成平衡。在此，控烟严格的一些国家的做法颇值得借鉴。这些国家的公共场所，如机场、车站等纯公共场所，都有控烟装置完善、隔离有效的吸烟室。这样，就既满足了吸烟者的自由，也保证了非吸烟者不受二手烟侵害的自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执行“史上最严”的控烟法规，并非意味着严格封杀，而是要为吸烟者提供更加方便的“出口”。

　　当然，提供这样的“出口”，并非鼓励吸烟，而是将吸烟行为“渠化”至指定的相对隔离的地方，目的也是为了减少出于生物本能的违规行为的发生。这样的“出口”设置越完善，吸烟者对非吸烟者造成的危害就越小。而在其他公共场所，比如写字楼、商场等，是否设立相应的隔离地方，则要根据法规而定。

　　至于减少吸烟人口，仅靠严厉的控烟法规还远远不够。除了以愈加严格的法规为吸烟者创造一个愈加不方便的吸烟环境外，在烟草生产及其价格控制上，甚至在医疗保险费率上采取区别政策，且经过长期努力，方可有效地逐步减少吸烟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