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嘉宾：

周宏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

童莉霞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陈凤英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谢克昌  中国工程院

国际油价暴跌在给许多国家带来低成本能源的同时，也让一些人滋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以为高油价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油价频创新低会成为新常态，无需关注能源安全问题，甚至无需发展国内的能源工业及替代能源产业，可以一劳永逸地从国际市场享受低成本能源的红利。那么，国际油价真会一直这么无止境地跌下去吗？

在低油价态势下，可以忽略“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吗？如何才能站在全球角度设计能源战略？怎样才是理性看待能源安全问题的最佳视角？

国际油价会一直“跌跌不休”吗？低油价带来的都是红利吗？

周宏春：

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跌，这对于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9.5%的我国来说，确是重大利好。油价下降显著降低了我国的进口原油成本，缓解了我国能源安全压力，为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补仓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油价下跌有利于减少部分企业生产成本和百姓生活成本，减轻物价上涨压力，为经济结构调整赢得宝贵的时间与空间（研究表明原油价格上涨10%，将导致CPI和PPI分别实际上涨0.31%和0.83%；

成品油价格上涨10%，将导致CPI和PPI分别实际上涨0.43%和0.91%—编者注）；

低油价还有利于助推经济增长（国际机构测算表明，国际油价每桶下降10美元，可拉动GDP0.1-0.3个百分点—编者注），这无疑有利于当前下行压力加大的我国经济。

童莉霞：

油价下跌也是一柄“双刃剑”。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折射出全球需求不足，不利于我国产品出口。油价下跌将带动化工产品价格加速下跌，成为影响PPI跌幅扩大的主要因素。

当前，工业通缩成为全球现象，国内工业产品价格下跌态势有可能持续甚至跌幅扩大，并可能对CPI产生较强的传导助跌作用。此外，油价下跌对新能源开发、节能减排也会带来不小的阻力。有机构测算，油价每下跌10个百分点，石油消费就会增长0.15个百分点。这将导致一些本该淘汰的企业因油价等成本降低而苟延残喘，不利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同时面临环境安全的重大挑战，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切不可因为国际油价的巨幅波动，而动摇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从百姓的角度讲，油价下跌的的确确给他们带来了较大的实惠。

但是，在享受低油价实惠的同时，节能减排意识往往容易被忽视，甚至可能产生新一轮的能源过度消费。从产业层面分析，低油价无疑会给那些依赖石油生产的高耗能企业带来一线生机，同时也很可能成为企业拖延转型升级的借口。不过，如果不趁低油价时代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迟早会因为高油价时代的到来而被迫做出调整。

陈凤英：

长期低油价是不现实的。现行油价已经是低谷，今后应该是逐渐回升的。这里面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目前的低油价跟全球经济危机、消费需求下降等整个经济形势有关，但影响油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目前低油价可能导致产油国不能承受，而采取措施，比如减产、限产以重新达到供需平衡。

二是石油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这几个月走势非常坚挺，但美联储不断降息，美元贬值已不可避免。而美元一旦贬值，势必会引起国际油价的上涨。

三是现在全球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救市，向市场里注入大量资金，一部分资金必然会流向资本市场，炒石油期货，从而推动油价上扬。

四是低油价导致石油企业大量减产，削减油气勘探投资，其结果必然导致未来石油产量下降而价格回升。

谢克昌：

从中长期来看，相对较高的油价仍是市场主常态。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石油需求会再度回暖。且过低的油价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也不符合产油国的投资期待。国际原油价格反弹是早晚的事。

所以，到2020年，我国将把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从目前的5%提至10%，将煤炭比重从69%降至65%，这一既定的能源战略不能动摇。有必要趁国际油价下跌的时机加快在国际市场的能源布局，逐步完善石油的战略储备、商业储备和资产储备布局。一方面加快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发展包括电动车等在内的新能源产业，寻找石化能源替代产业；另一方面，加大国际市场资源开发力度，推动更多的能源企业“走出去”。

在低油价环境下，我们是否更应未雨绸缪，关注能源安全，摈弃单纯追求国内产量的惯性思维，而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从国际市场获取更多的油气资源？

周宏春：

事实上，国际油价连续下挫，为我国石油进口，以及石油企业更深层次地走向国际市场，获得新的油气供应基地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取决于国内体制机制的应变能力。

自1993年我国石油企业参与秘鲁塔拉拉油田开发算起，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石油企业在国际市场拿到数以亿计的份额油，业绩不俗。实践证明，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空间巨大。目前看来，世界石油供需关系相对比较宽松，只要经济上可行，我国完全可以多进口些油，本土少采些油。低油价时期，甚至可以考虑将额外进口的油气回注到已开发或枯竭的油气田中储存。

非常时期，可以依靠本土资源满足各方面的需要。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荷兰的“小气田政策”。上个世纪50年代末，荷兰发现了欧洲最大的气田—格罗宁根气田。该气田地质储量25000亿立方米，年生产能力达800亿-900亿立方米。荷兰政府基于能源安全考虑，鼓励众多“小气田”多采气，而人为控制格罗宁根大气田产量，作为调峰应急时使用。

2014年，格罗宁根产天然气产量仅为540亿立方米，而其他众多“小气田”则为国家贡献260亿立方米产量。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也有过类似举措，当时，将大庆富集高产的喇嘛甸油田留作战略储备油田。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为了支撑全国经济快速发展，喇嘛甸油田才被动用。

童莉霞：

我们确实要改变单纯追求国内产量的惯性思维。事实上，油田产量逐步递减，是规律使然。任何油田稳产依靠的都是两种基本办法：

一是储量接替；

二是措施增油。

可惜的是，石油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决定了储量接替不可持续，技术创新的约束和开发难度的增加会导致成本与收益的逐步失衡。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稳产，如果没有储量上的重大突破，再保持原有产量，就不经济了。在这种情况下，油田应采取的基本策略就是主动降产，以达到成本与收益的均衡，形成规模经济。

改变单纯追求产量的思维模式，就是要尊重开发规律，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立足长远，尽量延长老油田的寿命，不进行掠夺性、杀鸡取卵式的开采。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低油价时，我们错过了；美国“两房”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低油价时，我们也错过了。现在，国际油价又到了“最佳时间窗口”，我们如何把握这次机遇，更大程度地利用国际石油资源，以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重大的课题。

陈凤英：

对于能源安全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衡量体系。从能源角度讲，最重要的就是寻找在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平衡。经济竞争力是最重要的目标，对能源进口而言就需要有合适的价格。如果过于强调分散化，实际上也会推高进口成本。有时，进口集中些反而会降低安全风险，因为越集中，保护起来越有力，成本也越低。

我国的原油产量已经连续5年保持在2亿吨以上，可以预见，未来这个数字仍会维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的建议是，经济的事情就得要用经济的规律来做，国内的原油生产没有必要不计代价去维持产量，天然气也是一样的。目前，我国能源的国际贸易通道建设已具雏形，应该摒弃过去过度依赖于自给自足的传统观点，充分利用国际能源资源，对于国内石油的开采保持适度即可，而应将着眼点放在如何提供能源服务和提供产品方面。

谢克昌：

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化石能源仍是世界主流能源，这一点业内都有共识。

目前，我国的能源领域已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在油气领域，无论上市原油期货、成立国家级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还是定期发布石油战略储备，都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同时，国家也投入了很大精力开发本土油气。可以说，我国在能源生产、供应方面已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保障能力。但应该看到，过去我们在长期经济短缺状态下形成的惯性思维方式已不适应能源市场国际化的新形势。突出表现在见物多、见人见事少，重实体、轻软实力，严重缺乏参与国际能源市场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影响力。

截至2013年底，我国探明未动用的石油储量有87.8亿吨，若动用50%，采油速度即使低到0.5%，原油产量也有2000多万吨。探明未动用的天然气储量有4.7万亿立方米，若动用50%，产气速度为1%，气产量也有200亿立方米。这些是我们的能源资本，是维系我国经济命脉所在。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如何，靠现在探明的石油储量，要维持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是不够的。

解决我国的能源问题，最终应该走国际化发展道路，不能光盯着本土资源。我国的能源行业要想有更大的发展，需要站在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设计道路。要从能源产业开发、金融、物流、市场等全产业链的角度，来构建我国的能源产业体系。本土油气资源开发的缓急，要从国家能源整体战略的平衡角度来考虑，简单考虑油价的高与低意义并不大。

在低油价环境下，我国石油企业通过什么方式在高度和深度上融入国际市场？构建我国能源应急保障体系关键点是什么？

周宏春：

目前，我国陆上采油技术已经世界领先，深海开发技术也有了巨大进步，石油企业也在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并取得较好成绩。但必须看到，我国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话语权与目前如此巨量的能源产业实体地位是不匹配的。在高度融入国际市场的情况下，我们更缺乏的是一种价值观的传播和引领，或者说深度参与和影响国际能源市场的意识和能力远远不够。

因此，我国的石油企业必须有质的改变。

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能源体系建设，不仅是要参与国际能源领域的竞争，还要参与国际能源市场体系、价格体系、金融体系、价值体系的建设。

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从能源产业背后的文化、体制、机制，以及参与国际规则的模式和方法方面，提升全产业竞争力，从根本上逐渐发挥在国际能源规则制定中的作用和影响，这才能改变被动接受国际规则的局面。作为位居世界前列的能源生产与消费大国，我国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也没有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能源协会组织和能源交易市场，是非常遗憾的。

陈凤英：

在能源国际化之路上，我们必须树立几种观念：

一是低碳观。既要认识到化石能源的地位，也要看到新能源发展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坚定不移地走绿色低碳化道路。虽然传统化石能源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但不能忽视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深度融合，以及商业模式创新所酝酿的第三次能源革命带来的深远影响。

二是市场观。参照国际经验，尊重油气行业规律，结合我国发展所处阶段和具体国情，充分利用上海原油期货合约获批契机，积极推动基于我国市场的“国际平台、净价交易、保税交割”原油期货合约，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石油价格话语权，为能源公司对冲价格风险提供更为便利的平台。

三是国际观。一方面，我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人员正在不断向海外输出；另一方面，海外的资源，特别是周边地区的油气资源需要稳定和安全输回国内。中央“一带一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构想的提出，为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协同发展，推动我国同周边国家和主要海外油气合作区的合作共赢提供了全新的发展理念。对于能源公司，要基于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统筹油气供应。（原载《中国石油企业》，田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