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物质相当馈乏的六七十年代，受过许多苦。当我把自己受苦的经历讲给年轻人听时，他们不以为然，或者说根本没有听进耳朵里去。我真为这些无知、漠然的后代感到担忧。

     借墨水、洋油

 

     上了小学后，一瓶蓝墨水二分钱，大概能用一个多月。我常常因为买不起墨水而向同学们借。按照农村“低借高还”的传统，往往还墨水还要多还一、两滴。后来我们就用木炭、末煤汇兑成自制墨水，或在村里染房里索要一点颜料兑成墨水，虽然有点粗糙但也能够对凑用。

 

    上了初中，晚上要上自习，洋油（煤油）就成为消耗品，于是就向同学们借。有办法的同学用的是马灯甚至是三节手电，把我羡慕得不得了。后来我就用学习之外的时间去刨蝎子，想买一个三节手电，结果一夏天只刨了七毛钱，只能买两节电池和一个手电泡。我就用牛皮纸把电池卷起来，连接上细铜线照明。电池乏了，也不知道那个同学想的办法，把电池盖子揭开灌上盐水或碱面水放在火炉边烤一夜还能用几天。

 

     看“解放”戏

 

    每到村里唱戏，父亲给我们姊妹三个每人发两角钱，一角钱看一场戏，另外一角钱让买吃。戏摊上有卖小吃的。尤其是那猪肉丸泡得涨鼓鼓的，上面漂一层油花，还有几截红辣椒，引得我们口水直流。于是，每每唱戏，我就把两角钱都买了猪肉丸，直到戏唱到快尾声开了门“解放”的时候我才进去看一看。所谓看，也就是在大人中间挤来挤去，“文革”时期，都是一些唱了无数遍的“样板戏”，没啥看头。

 

    手表梦

 

    六七十年代能够戴一块手表那你就是上等人。

 

    高中一毕业我就到陶瓷厂打工。一月是36元钱。买一块“上海”牌手表需要干好几个月，看到别人手上戴的明晃晃的手表我很羡慕，于是就暗下决心也想买一块。一直干了大概九个月，好不容易攒够了一百二十多元钱，我就迫不及待的借上自行车到县城赶在商店关门之前买上了“上海”牌红针头手表。那一夜，我几乎没有睡觉，一直把表放在耳朵边听。

 

     自行车

 

    跟手表一样表示身份的是自行车。我住在一个离县城二十里地的小山庄。过去农村人进城全凭两只脚。等到我长大了发誓要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那时候我已经进入到乡政府工作。每月工资是17、5元钱，其余回工分。这种情况要买自行车那就是梦想。后来到了1984年工资制度改为全工资每月45钱，连续发了两个月，买一辆“永久”“飞鸽”、“红旗”牌自行车还差一半，恰好那时候长治淮海机械厂生产一种叫“长城”牌的自行车，也就90元钱，我就到县城买了一辆这种车，虽然不是名牌但很实用，也园了我的自行车梦。那一夜，我借着月光整整看了自行车一夜。

本网特约记者：晋煤集团 吴军社

编 辑：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