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人而言，1876年的春天似乎格外温暖。在费城的费尔蒙特公园，被称之为“独立百年纪念展览会”(the grand Centennial Exhibition)的世界博览会已喧嚣了数月。由格兰特总统(Ulysses S. Grant)亲自启动的克利斯蒸汽机，以其长达13公里的连接轴，向方圆85亩以内的各种机械释放出1400匹马力的动能。这台大得惊人的机器，如同美国工业成就的另类橱窗，向四方来贺的各国政要展示着美国“煤”力四射的经济传奇——尽管同场展览的贝尔的电话、爱迪生的复式电报更为新奇，但在美国人看来，高速发展的煤矿业才是放飞美利坚这只工业雄鹰的摇篮。

同英国人一样，美国煤矿的发现和开发也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当“五月花”号的首批乘客穿过17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政治阴霾、踏上北美大陆的时候，他们的目标原本是自由、贵金属和通往神秘中国的水路。遍布眼前的茂密丛林让他们感到失望，以致于有人把这里描绘成“一片丑恶而荒凉的原野”。这些殖民者并不知道，他们脚下有一块足有半个欧洲那么大面积的煤田。直至18世纪，这块煤田的价值才被英国地质学者查尔斯·莱尔爵士(Sir Charles Lyell)发现。他回忆道，“煤层非常丰富，山脊上和山谷里到处都是，我在别处还从未见过如此易于开采的煤藏。”但是，这一时期的美国人仍然是把木材作为其取得热能的主要手段的，如同后来英国人对晚清矿业的感叹——“那被束缚的黑色精灵就躺在他们悲怆的步伐之下，无法施展自己的超凡力量”。

    需求永远是改变现状的动力。随着英国殖民者在与法国人、印第安人的厮杀中逐渐取得优势，俄亥俄河分岔口地区成为其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主要据点，煤炭也开始得到应用。兴奋的英国人用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名字，将这个煤藏丰富的地方命名为“匹兹堡”(Pittsburgh)。他们把这里变成了北美版本的伯明翰，利用丰富的燃料发展冶铁业，制造用于开矿和屠杀土著的铁制工具。由于拥有廉价煤炭和来自英国的工业范本，匹兹堡成为西部地区孤独的工业前哨。除它之外，全美249家工厂只有4家使用蒸汽动力，其余工厂的动力源(8.53,-0.95,-10.02%)多是水、风和骡子。

    资本和利润的魔力，很快使北美早期殖民者与他们的宗主国英国决裂，并先后通过独立战争和1812年战争实现了“建国大业”，开始自主决定经济发展方向和资源利用模式。由于美国工业大多分布于燃料匮乏的东海岸，开发国产煤藏就不再只是要替代英国进口煤炭的经济问题了，而是关乎美利坚合众国稳定大局的政治问题。

    从1814年开始，美国人开始尝试将萨米特山的无烟煤运到东海岸的费城，以便缓解1812年战争引起的进口烟煤的短缺。被燃料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轧钢厂老板怀特(Josiah White)和哈泽德(Erskine Hazard)，成为最早将无烟煤应用于冶金业的费城企业家。但是这一成功尝试并未使他们的轧钢厂有更大发展，反而由于营销无烟煤的巨额利润而使其放弃了老行当。怀特和哈泽德修建了利哈伊运河，着手将内陆地区的煤炭销往费城的数万个家庭。它和随后开凿的斯库尔基尔运河一起，形成了美洲第一个内陆运输系统，其经济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煤炭运输的范畴。

    尽管这一时期的运河并非全是因煤而起，但其它运河都出现了财政困难，唯有输送煤炭的运河收回成本最快。开发和运销煤炭的高额利润，吸引了大批冒险家和来自英国的熟练矿工移民。随着机器和人流的涌入，当地市镇化的速度开始加快。这些“黑金”的淘金者和黄金的淘金者一样，成了带动美国内陆地区经济繁荣的动力。

    运河为美国东海岸的家庭用煤和工业用煤提供了充足的燃料供应。推动煤矿产销的动力不再只是矿业经营者的梦想，还包括煤炭消费者的需求。由于运河吞吐量较小，运输速度慢，而且在冬季用煤高峰期容易结冰，铁路这一新的交通形式很快从英国引入，成为替代和补充运河运输的主要手段。虽然和英国一样，美国铁路网也是紧随运河诞生，但却比英国更快地挤垮了运河的生意。拜煤炭业发展所赐，斯蒂芬孙的新发明漂洋过海，第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开枝散叶。依托着无烟煤矿区的巨量货源，费城－里丁铁路公司(The Philadelphia and Reading Railroad)成为美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公司之一。

无烟煤生产和运销的发展，还捧红了美国的制铁工业。在此之前，由于烟煤含硫量较高，匹兹堡的工业用铁多由木炭炼成，新英格兰则从英国高价进口焦炭。炼铁成本不但是冶金和制造业的发展短板，甚至制约了铁轨向全国的延伸。吊诡的是，这一僵局难倒了冶金业老板，却最终被煤炭业的经营者打破了。后者为扩大无烟煤在工业领域的市场，引入英国技术，成功地利用含硫量较低的无烟煤炼出了铁。

煤和铁的充足供应，带来了1835-1855年间美国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大规模增产。使用铁制机械和燃煤动力的公司，将那些使用木制机械和水动力的同行挤出了市场。由于机器的动力不再受制于水源，大批工业企业开始迁入劳动力更为丰沛的城市。随着制造业在美国产业构成中的比例由17%上升到30%，美国逐渐由被殖民对象转化为海外殖民国家。在蒸汽动力的推动下，它的铁甲舰驶到了更远的地方。1843年，美国以中美《望厦条约》的形式第一次确认了她在远东的战略存在。十年以后，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又率领四艘军舰开到日本江户，以武力威胁幕府开国。它还试探性地在中国台湾武装登陆，目的在于为其更宏大的海洋战略寻求煤炭中转补给。

    煤铁事业的发展，不仅使美国在国际政治版图上拥有了一席之地，而且改变了其国内的政治格局。自建国以来，美国就存在着“工业北方，农业南方”的结构性差异。随着美国东北部经济在煤炭工业推动下蓬勃兴起，基于土地、市场和劳动力的矛盾就在南北方之间逐渐激化。对于北方以煤炭为中心的工业企业而言，南方种植园主将棉花出口至英国、又从英国进口工业品的行为是无法容忍的。北方企业家希望摆脱与英国暧昧的贸易关系，使南方融入他们所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坚硬的煤铁，最终击败了柔软的棉花，一场“黑白大战”毫无悬念地以北方胜利而告终。因为“与南方相比，北方在工业上拥有着绝对的优势：工业产量是南方的10倍，铁储量是南方的15倍，火器产量是南方的32倍，而且更重要的是，煤产量是南方的38倍”。

    以煤铁主义为主导的南北战争，将美利坚铸造成为一个统一的帝国，也改变了帝国的权力分配格局，成就了煤业经营者在帝国经济格局中的“君主”地位。“煤业卡特尔几乎控制着美国的每一块无烟煤，其触角已经达到了数百万美国人的壁炉里”。“从煤炭产地到费城、纽约甚至伦敦的动力中心，仿佛是一条经济领域内的食物链，它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供应能量，为食物链上的各个环节赢取利润”。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超过英国，煤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在美国消耗的各种能量中，由煤炭提供的比例达到71%。这种能源格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直到20世纪初，美国矿工运动都因为受到官方和舆论压力而没有多大起色。

煤是一柄双刃剑，在生产专制的同时，也生产针对专制的抗争。随着煤业卡特尔的不断扩大，矿工群体的规模和斗争能力逐渐超越了官方和煤炭企业的控制。1902年，矿工联合会(the United Mine Workers)以大罢工的方式，迫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介入劳资纠纷，并作出了对矿工相对有利的裁决。随之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进一步加强了煤矿业和矿工在美国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权重。战争和矿工罢工造成的燃料短缺，迫使美国政府在制定劳工政策、处理劳资关系时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接触、谈判和立法方式调整煤矿业劳资纠纷，逐渐成为美国劳工政策的样板。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为应对大萧条造成的阶级冲突，实行新经济政策和亲劳工立法。刘易斯(John L.Lewis)领导的矿工联合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或许是煤矿业在推动美国经济起飞之后，另一份留给美国政治的重要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