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面，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通过，虽有缺憾，也体现了环境管理思路从总量向质量的转变。环保系统内部震动，多位环保部、环保厅官员落马，有的罪状被直指与大气污染防治相关。

      约谈这种软性的环境管理手段硬效果，为打造“约谈蓝”，以临沂为样本的城市们壮士断腕、刮骨疗伤。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环保的本职工作上升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伪命题。

      科学层面，26个城市将在年底交出源解析结果;新晋院士名单中不乏研究大气的学者;面对年底几度过千的严重污染，厄尔尼诺现象被认为是雾霾频率增加、程度加重的“推手”。

      对于老百姓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和最为相关的，当数弥漫在12月份的全国大规模雾霾，以及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红色预警。

      综观上述新闻，除了红色预警，少有公众的影子。这里或可导出2015年雾霾虽有新闻，但看上去都是旧闻的原因：雾霾的治理和科研是对上的——为了完成政治任务，或为了决策作科学支撑。而在对下，也就是公众这边的关注和力度是不够的。中国公众早已跨过“PM2.5是什么”的阶段，但对于成因、应对还只能自行搜索，最新的治理成效和科研成果更是陌生。

      公众中反映最强烈的当数家长群体：雾霾来了怎么保护孩子?红色预警停课不停工，谁来带孩子?学校没有净化器，家长集资行不行?

      “我一个文艺女中年，不是逼到一定份上谁去研究这个啊。”一位成天琢磨净化器、新风机原理的母亲向我抱怨。我们的身边充满了这样的母亲，她们聪明而独立，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为孩子选择最好的食材、最好的教育，却无法创造最好的空气。她们看产品评测，研读文献，打12369，得到的答案可能只是“离开”。

      听上去有些绝望。五年了，母亲们厌倦了雾霾，我也厌倦读和写雾霾的稿件。谁知，看空气质量指数比看天气预报更勤快，对于空气的关注已渗入生活，厌倦之后也想着要好好和雾霾共处。

      好在2015年底的两个采访经历让我找到了一点点思路。

      一个是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要求资金具有透明度，谁给的，给谁了，怎么用都要说明清楚。反观国内，重污染期间，被督查的超标排放企业也领了罚单。罚了多少，款项是否缴纳到位，如何使用，是不是也需要公开透明?

      另一个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十年追踪，中国华北平原NO2浓度显著升高，但北上广是下降的，虽然北京下降得还不显著。这个结论解除了我，相信也是很多人的疑惑：空气真的是越来越差了吗，这几年治理到底有没有成效?   NASA的科学家耐心地解答我的问题，还提醒我所有的数据和图片都可以免费下载。国内的研究成果能不能在供决策参考之余，也向公众解释?例如26个城市的源解析结果是什么，怎么得到的，对于治理有何参考，公众应该如何配合?

      五年了，我们越来越接受治理雾霾非一蹴而就的现实，但我们仍然需要阶段性的成效来激励前行。我猜想，2016年关于空气的第一条新闻可能是“北京2015年PM2.5年均值低于2014年，实现了连续两年下降”。

      一定有人不相信，一定有人写评论来讽刺。而我相信下降是事实，但我更希望这事实不只是冰冷的数字，还有详实的佐证，来解释来之不易的当下，和对未来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