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下午，一则集团办公室的处罚通报在成都的一家公司传开了，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公司有人因为在微信群里抢红包，被公司处罚了500元，理由是上班时间玩手机。据悉，红包是公司董事长发的，目的是“用这个新颖的方式来个测试”，看看哪些员工在认真干活。而员工则表示，“手气最好的，也就抢了10多元”，这样做太不值了。（《成都商报》1月6日）

　　微信“抢红包”大概是近两年来最为喜闻乐见的全民娱乐活动。地不分南北西东，人不分男女老少，“抢红包”总是能在瞬间吸引所有人的关注。或许也正是因为太过于投入，“抢红包”也常常惹出些事端。比如有人因为“抢红包”而朋友反目，有人因为不尊重游戏规则，抢了红包没有再发，而私下约架的。每每看到类似的新闻，都让人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微信“红包”大过几元十几元，少则几毛几分的都有，经济意义根本可以忽略不计，为何有人“入戏”如此之深？

  　细想之下，也有几分道理。“红包”虽小，倒也不失为人品的一种见证。这家公司董事长的“红包测试”，想必就是这样一种思路。效果上看，自然还是不错的。只是有必要指出，抢“红包”和发“红包”通常都是一种两向交互的过程，“抢红包”可以测试出员工是否认真干活，而“发红包”则未必不能折射出老板的德行。

　　说起老板发“红包”这种事，历史上也是可以找到典故的。比如大名鼎鼎的唐太宗，其君臣一体的亲密关系，堪称古今楷模。据说在他即位之初，下层官吏贪赃受贿之事时有所闻，他为了查处贪官，便秘密派身边之人故意行贿，有个掌管关卡货物出入的司门郎没能经受住考验，受了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便要杀了他。虽然这是出自一派澄清吏治的好心，然而民部尚书裴矩却表示反对，他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唐太宗后来接受了他的批评。

　　所谓“陷人于法”，用今天的话就是“钓鱼执法”，动机虽然不错，但却有着明显的程序瑕疵，在古人看来都是不道德和不符合礼仪的行为，以此作为惩罚依据，自然名不正言不顺，更无法让人信服。太宗从善如流，成就了一段政治佳话，而在今天，“陷人于法”之事还在经常性地上演，不禁让人遗憾。以此事为例，公司固然有规定，禁止玩手机、聊微信，但老板以发“红包”这种类似于“偷袭”的方式对制度效果加以测试，首先就坏了“规矩”。完全可以想象，当温暖人心的老板“红包”瞬间变成“陷阱”的时候，伤害的不仅是几名被罚的员工，公司内部的信任体系也随之坍塌。较真一点说，在一个信息化时代，出台“禁止玩手机”这样的公司规定，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和实际意义，是否具有人性化，本身也很值得商榷。

　　领导者之所以会认为自己高明，很多时候是源于话语权的不对等。领导可以任性地破坏规则，而员工则无力反抗。老板的“红包”测出了谁的人品？答案不言自明。但这样的小聪明和小把戏，还是不耍为好，因为“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得不偿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