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上午，安徽省亳州市市长杜延安在市信访局现场接待信访群众。接访中，对信访群众的诉求，杜延安认真倾听，不时插话，详细询问情况，同时现场征求涉及部门和接访律师的意见、建议。杜延安耐心与信访群众共同找寻问题解决的最佳方案，并现场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让信访群众有新的问题、诉求直接向他反映。（《亳州晚报》10月31日）

　　市长给信访者留手机号之举，很容易引来网友的点赞。手机号码区别于办公用的固定电话，是很私人性的东西，为访民们公布电话很可能意味着占用更多的私人空间去处理公务，更何况这是日理万机的一市之长。因此，市长给访民留手机号之举，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体现父母官的职责所在。

　　然而，作为地方行政系统的最主要领导，留手机号之举也容易引发一些质疑。比如，许多网友认为此举可能是作秀之举，这和许多地方领导的“接访秀”没有太大的差别。市长本来就会议众多、活动众多、审批文件众多，公布了电话也并不一定有时间接电话；市长的电话，很多情况也都是其下属或是秘书拿着，能不能找到市长本人也是一个疑问……但笔者认为，以上问题都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市长作为地方大员向访民公布手机号本身只是一种陈旧而古老的“青天大老爷”的意识在作祟，这与建设现代政府、法治政府完全不在一个轨道上。

　　去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其中明确了我国政府的建设宗旨，包括“职能科学”、“权责法定”、“廉洁高效”等等。也就是说，在现代政府之中，市长有市长的职责，分管副市长有分管副市长的职责，信访办有信访办的职责，每一个行政部门都有每一个行政部门的职责。不是说市长作为行政系统一把手，不可以插手或询问信访工作，而是一旦插手，就意味着当地信访工作本身就不合格。

　　具体来说，在许多棘手的信访问题上，除了市长出面，作为一个职能部门，很难自行解决一些问题。越是市长在信访工作中露面越多、过问过多，信访部门的工作也就越不得力。这其中，可能有工作人员能力与积极性的问题，也可能有工作机制本身的问题。就如同一些政府服务热线一样，信访工作往往因为涉及部门太多而很难去解决具体问题。

　　曾有这样一种观点：信访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公众“不信法”、“只信官”的表现。大量的信访工作在遇到难题时，就是需要一位“青天大老爷”及时出面，而不是依靠现有的法律制度去解决问题。在当下而言，这就是一个悖论。到头来，解决问题的关键仍然是人，而不是制度和规则。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或许比留下手机号码更重要的是，地方行政系统的“一把手”能够认识到法治的强大作用，建设更加高效、分工和职责更加明确，不用开设绿色通道仍然能解决百姓问题的信访工作体系。这也要比作一些“接访秀”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