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旅游局去年9月下发通知，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景区门票价格专项整治工作。其间，各地原则上不出台新的上调景区门票价格方案。但是，“新华视点”记者日前调查发现，全国超过10个省份的景区今年以来启动门票调价程序或已提出调价意向，“禁涨期”沦为多地景区的“备涨期”。一些景区听证会还存在新设“园中园”变相涨价、公示期“缩水”、超幅度涨价等涉嫌违规行为。（10月3日《新华网》）

　　景区价格的上涨，于现实陷入了一种“涨价——禁涨——涨价”的周期循环中。据调查，2007年,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明确规定“旅游景区门票价格调整频次不低于3年”,给景区调价设置时间年限。“禁涨令”实行以来,每隔3年,一些旅游景区就迫不及待地准备涨价。8年间,景区门票价格屡屡突破新高,许多景区门票动辄数百元。

　　2016年又到了景区门票“解禁年”，即便有国家旅游局的“禁涨期”要求，然而依然有不少景区在此期间，启了门票调价程序或者提出调价意向。然而根据旅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景区提高门票价格应当提前六个月公布。”若是能将禁涨期变为备涨期，并履行完相关的程序，把本应后置的程序提前，变相的缩短了涨价周期。由此也不难看出，景区涨价的冲动依旧强烈。在“国内景区价格普遍高于国外”的大背景下，景区的任何一次调价动议或者程序启动，都会触发公众敏感的神经。

　　所以，每到景区涨价之际，也是公众最为敏感之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景区价格的上涨当然有其合理性，不过也有大量的非合理性。尤其是在成本透明度不够，而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景区价格就会受累牵涉诸多因素，甚至沦为少数人的“钱袋子”。景区价格“要不要涨”的问题毋庸置疑，但“如何涨”才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程序性和科学性不能得到确保，那么涨与不涨都会成为“公众的烦恼”。

　　当前，国内景区没有进行属性划分，国家公园、历史纪念地等作为生态环境与历史遗产，地方财力应当确保其最基础的服务，比如景区的日常维护，景区人员的工资等。而其他食宿、娱乐等经营性项目，则可以实施市场化模式，引入相应的市场经营主体。至于收费价格的确定，景区门票价格的上涨，则要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利益，让景区价格听证等程序发挥应有的作用。

　　目前在很多景区，实行的是本地人优惠或者免费，而外地人则全票的措施。表面上看，这是基于拉动本地消费的差异化处理，实际上则是听证程序不合理的原因所致。国家有明文规定，如果上级主管部门审议通过，景区门票价格调整要提前半年向社会公布，并要求举行公开听证会，且保证听证人员有1/3是消费者。结果真正举行听证之时，消费者代表则往往是“被代表”，尤其是作为利益攸关方的“外地消费者”，甚至没有被纳入其间，最终无法改变“本地人听证，外地人买单”的收费现状。某种意义讲，只要能够安抚好本地人，数量庞大的外地消费者无以发声，那么“逢听必涨”则无以幸免。

　　其实，由于景区门票价格上涨涉及诸多利益，如果不能对既得利益形成约束，那么价格上涨就很难做到科学化、合理化。以听证程序为例，实行异地听证并吸纳外地消费者，则是很好的弥补措施。鉴于景区涨价的复杂性，以及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在理顺景区管理体制、加大公共投入以体现公益，强化社会监督预防随意涨价方面应更进一步，多管齐下才能让景区价格上涨，步入科学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