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十而立，当我挨近这个年龄的时候，却是我人生低谷的时期。由于“文革”和“上山下乡”的折腾，“知青”回城时，命运把我安排在一个小镇的农具社当了一名杂工。农具社，顾名思义就是生产农具的，主要是锻造锄头、镰刀、锤子等工具，为方便群众生活，又开了一个化铁炉铸造生活铁锅，同时铸造一些农机具的铸件。一个单位就几十号人，大部分工人的家在附近农村，白天上班晚上回家，除了政治运动或生产需要偶尔开个什么会，平日里没什么活动，更没有什么讲求文化的平台。当咣咣的铁锤声、轰鸣的鼓风机声沉寂后，厂子里就剩下几个住在简陋工棚里的单身汉孤独地在四面没有围墙的厂房边游荡。回城后的我眼前还是一片迷茫。

     一次回家偶遇一位初中同学的小弟，我读初中和下乡时他还小，因故去过他家几次，对我还有些熟，这时他已在国有企业工作了。对我现状并不了解的他突然对我说：“小时候，我妈还教育我要向你学习呢！”学什么呢？他没说，他如果知道我的现状还会这样说吗？这句久远的赞许一下激起我心绪难平，感动、沮丧、希望------思绪五味杂陈，浮想联翩。

 

    我出生在煤矿，少年时读书的成绩一直很好，小学是少先队大队委员，初中刚满15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实现了少年时的金色梦想。记得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和同学们正在附近农村参加支农劳动，有人告诉我吸收我为共青团员的喜报已在学校贴出，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劳动一结束就往学校跑去。到校天色已晚，校门紧闭，我急忙回家拿来手电筒，从门缝里往贴喜报的墙上照去，当看到我的名字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兴奋和喜悦的幸福感充满全身，那是一份多么纯真的少年情感啊！那时候，加入共青团对我或对我们那一代人并不只是一个政治慨念，而是一种荣誉，是老师、同学对自己品行的肯定，是一种优秀的表现，更是一种美好的追求。

 

    那时，同时代的伙伴们也和我一样在物质并不丰富的时代却是那样快乐着。我们努力学习，享受着学习成绩进步带来的喜悦，我们也可以在一起勾肩搭背毫无目的横着走过夜晚的大道。他将扫帚放在半掩的教室门上以为会打着哪位冒失闯进来的同学，却碰巧掉在了推门而入的班主任头上。而他把她的文具盒藏起来，只是为了看到她嘟起小嘴生气的样子。我们似乎不知什么是疲倦，一天可以打上三场篮球比赛。在我们眼里世界是那样美好，对未来我们充满理想。我想，正是这些纯真的东西才赢得了长辈们的赞许。

 

    我渐渐沉静下来，让那声久远的赞许轻轻抚慰我的心灵，让那些并未远去的纯真给我温暖，让这份感动渐渐唤醒我重新审视生活的信心，我知道生命的时光绝不能再这样一点点耗蚀掉，从此心灵深处多了一种对纯真的坚持。带着这份坚持，我从30岁开始了人生的辗转，从农具社回到煤矿大集体，从煤矿大集体转入国有煤矿，从一名普通煤矿掘进工走上企业宣传岗位，又从基层企业走进市级管理机关，几十年风风雨雨，但心中那份纯真始终未变。

 

    说到走进市级管理机关，我又想到一位朋友，他是和我一起从基层煤矿调入市级管理机关工作的。当初能从山区10万煤矿职工中脱颖而出，走进大城市工作，我们都以幸运儿自居，暂时没住房，几家人挤住在一套房子里也快乐无比。他比我小几岁，但他思维敏捷，才华过人，不仅工作能力强，而且写的一手好文章，特别是他写的杂文，笔锋犀利，寓意深刻，当时在重庆文学界已享有一定声誉。我常和他一起探讨工作和写作问题，一起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杂谈，一起享受着工作学习和写作带来的快乐。他先于我提拔为处级干部，但不久就有一些他的风言风语传来，他没能处理好这些问题，最终决定调到其他单位去工作。记得他要离开的那天，我们刚好都在《当代党员》杂志获了二等奖，颁奖回单位的路上，我与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我以一个兄长的诚挚告诫他要好好总结这里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真诚待人。就此，我们各奔东西难得相聚，一晃10多年过去了，传来的消息却是他终于在经济上出了问题。

 

    我在惋惜之余想，人生几十年如云水过，繁华落尽，洗尽铅华，我们才会逐渐悟出些道理。当少年时期的纯真与浪漫逐渐被复杂甚至严酷的现实所替代后，并不意味着失去纯真，也不是和美好的东西相背离，而是我们长大成了社会的人，肩负起了一定的社会责任。长久的快乐和幸福绝不在喧嚣中，也不在浮华里，而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要我们内心保持那份纯真，怀着美好温暖的念想，始终淡定、坦诚面对人生，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努力去追求自己的美好愿景，幸福和快乐才会始终伴随在身边。

 

    后来，我和当年那位初中同学电话联系上了，我告诉了她母亲那声赞许的故事，并请她转告母亲，我没有辜负她母亲的那一声赞许。但她却告诉我她母亲不久前已去世了。怅然间，我突然想起了苏东坡“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的诗句。我又仔细想了一下，在心里默默把这两句诗改为：“事如春梦了无痕，人生境界应有‘信’”。

作者：重庆一三六地质队 徐万凯

编 辑：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