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冯军的大女儿突患白血病，一年后即病逝，冯军将病因归结为环境污染，和家门口的企业较上了劲。十年间，他接连起诉相关企业和地方环保部门，无一胜诉。2015年，认定环评涉嫌造假的他，向环保部递交举报信，请求查处环评单位，环保部回复称，环评并无问题。在行政复议无果后，冯军再一次选择“民告官”。

　　十年间，只有初中学历的冯军，从企业一直告到国家部委，多少有点不可思议。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勇气可嘉，另一方面则预示了其遭受的污染流毒之深。

　　冯军所在的夏垫镇，几年前的报道，就将其与“癌症村”三个字联系起来了。但正像遍布各地的“癌症村”一样，污染和致癌之间的因果链没有建立。冯军的女儿患病身亡，与污染有关最开始只是医生的猜测，在冯军自行送检的饮用井水中，确实也发现砷、锰超标，不过这依然不能成为企业是元凶的证据，尽管在过去十年间，夏垫镇死于癌症的人数高达30人。

　　冯军想给女儿一个交代，但癌症的成因分析是个医学难题，这是其一。更大的困难在于，冯军面对的并非单个企业，当他试图证明企业排污致癌的逻辑时，其实是在挑战整个地方的公共治理和利益秩序。所以，对于他自行送检的水源检测结果，官方并不承认，而且迟迟不对水井进行抽样检测。官员甚至私下告诉他，涉嫌排污的金铭公司是利税大户，“别再折腾，折腾也没用”。

　　从最终的事实看，折腾的确没用，不仅没用，冯军还几次遭到殴打和恐吓。这样充满荆棘的维权路，能坚持下来的当然少。就像冯军的邻居刘庆丰，因为反映污染问题，遭到多名男子袭击，他的小商店被砸烂，人被打伤。报案无果后，刘庆丰只好从金铭公司对面搬离。冯军和刘庆丰的选择对比里，环境维权者的命运清晰可见——在地方，在基层，那种让维权者安全无虞的保护机制从未存在过，他们时时刻刻面临着各种无形力量的绞杀。相较于抗争到底，逃离成了一种最能保全的方式。但污染遍地，能逃到哪里去？

　　污染随工厂落地而起，这是不少癌症村的共同脉络，不过如果从整个环境维权的角度看，在冯军的故事里，污染与癌症之间的关联甚至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维权路上的强弱格局。在形单影只的冯军对面，企业并非孤身作战，企业被镶嵌进入地方GDP的利益版图中，同时，因为污染标志着环境治理的无能，所以冯军至始至终是在与三股力量抗争。企业、主政官员和环保部门间未必有寻租，但他们在面对冯军的挑战时，分享同样的话语和逻辑。

　　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机制目前并不成熟，环保类的公益组织发育不成熟，在法律资格上，民间组织又无法提供诉讼后盾，环境维权更多只能靠与污染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所以在对环保部的诉讼庭上，冯军以个人力量面对被告席上6名出席人员并不奇怪，这也是当下环境维权艰难的一个缩影。冯军们只能凭一己之力维权，在地方固化的利益生态下，这种强弱格局的后果很明显。如果跳不出这个环保魔咒，冯军们注定难逃“大战风车”的维权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