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童工事件迎来新的进展，涉嫌非法雇佣童工的工厂老板冯某，以及介绍童工的嫌疑人王某，已于22日下午均被刑事拘留。该企业共雇佣4名童工，全部来自贵州安顺。

　　但围绕着是否应该曝光、解救童工，舆论场上的分歧仍在继续发酵。比如不乏有声音认为，媒体曝光童工问题，只是敦促地方监管部门将孩子送回家，很有可能将他们置于更为恶劣的生存条件之下，如此只会适得其反。

　　严格说来，这种声音也未必是反对媒体曝光童工现象，而是说若曝光带来的仅仅是禁止工厂招收童工，同时把童工送回家，则并未真正解决童工问题。这种逻辑符合现实，但且不说童工问题本来就击穿了国家的法律底线，具体在常熟童工事件中，这种论调也有意无意忽视了某种客观背景。

　　相较于以往自愿外出的童工，被曝光的常熟童工，并非完全是出自自愿。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是被市场化的童工中介以高价骗到常熟，也反映在工作上存在一定的强制性。比如为了防止童工逃跑，老板将童工的身份证、工资卡等都悉数没收。因此即便承认童工现象存在某种现实合理性，那么，这种强制性的奴工现象，显然不包括在内。

　　正如这起事件中所表明的，一旦默许童工现象的现实合理性，任由他们地下化生存，用人单位的剥削和虐待恐怕只会变本加厉。再者，当社会各方都不得不妥协于童工现象的现实存在，大规模的童工现象还可能引发不当的效仿心理，而让原本可以继续完成学业的孩子提前加入到童工行业。

　　事实上，童工现象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有根治迹象，原本就与政府监管部门的暧昧态度有直接关系，而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成因复杂。比如童工输出地和输入地的政府，都在之中扮演了获利者的角色。对于输出地政府而言，辍学儿童能够外出务工，既可以缓解高辍学率所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能够“节省”教育经费；对于流入地的政府来看，童工则更是以一种低成本的方式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因此，表面看来，在未被曝光前，童工现象似乎令各方皆大欢喜，不仅于政府有利，对于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也是为他们提供了现实的生存之道。

　　然而，抛开法律不谈，这一切“合理性”都只是暂时和短视的。这些过早进入流水线的童工，所遭受的身体伤害不说，一旦社会产业转型升级，他们因自身文化的原因，将势必被淘汰，谁又来对他们的未来负责？从这个角度来说，童工这个群体的扩大，更会形成看得见的社会压力。

　　当然，强调要干预童工问题，显然不能止于媒体曝光、政府谴回，背后考验的其实是社会综合治理的能力。在谈及妥善解决童工时，首先有必要分析其成因。媒体的后续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童工都是来自贫困地区。但贫困作为病灶，还有具体的生发因素。比如有的孩子未必就是贫穷到上不了学的程度，而可能只是由于自身条件的厌学，而一些儿童可能是因为无法跟随父母进城，而成了留守儿童，还有一些则可能是因为义务教育的保障不够。而仅仅大而化之的将其指向贫困问题，并不利于他们回归到正常的人生轨道。

　　问题的解决，有复杂性和难度，但并不能因此就通过暂时的合理性来回避解决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而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于从根本上消除童工的土壤，无论是农村教育的扶持，还是精准扶贫的推进，相关方面恐怕都还远谈不上穷尽了一切努力。不管怎样，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不能要么只能选择过早到工厂当童工，要么只能在家自生自灭，理性而负责的公共干预，应是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