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至，各类考核又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而与此对应，讨薪类的案件，在年底也多了起来。遭遇结案率考核的法官，面对久拖不决的讨薪案件，到底会发生什么？以下案件或堪称现实注脚：

　　一年多未要回8万余元拖欠工资和补偿金的文建平和刘长荣，感觉到深深的无奈：他们共同先后两次申请劳动仲裁并胜诉，涉事公司拒不执行；他们又两次向河北承德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却因为“结案率考核”，两起执行案被莫名撤案或中止执行。

　　一心期盼等待一年多的案件能够有个结果，网上的裁判文书却告诉你：“申请执行人已将本案撤销执行，此案已结。”如果说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一开始状告法院是骗子，法院还有点冤，那这次的涉事法院却可以说是把“骗子”坐实了，无异于是在制造更多“李雪莲”。

　　当然，这事儿若闹上法庭，涉事法官兴许也会感到委屈——“到年底了，我们院里要求结案率，有一个撤回申请，过一段我们再给你立上。”换言之，这次案件虽说撤销了，但不意味着法院就不管你的案件了，只要等到考核期结束，再给你立案。

　　法官有结案率考核，又据说“结案率是与绩效工资挂钩的。”人都有“自救”本能，被逼急了的法官想些“办法”，似乎显得又没那么恶劣了。但对法官个人的同情之理解，却并不改变此事的荒诞本质。

　　一如《我不是潘金莲》中的结尾，马市长的一番肺腑之言：“在这个事情上，各级政府，政府的各级官员，没有一个有恶意的”。然而，一个案件要销还是立，不是看起诉者的意愿和案件的客观处理情况，而端看是否关切到司法人员自身的利益。这样的操作动机中，哪有半点司法应有的严肃与公正？“是真想帮助李雪莲，还是想保住自己的帽子”，已经没有疑问。

　　媒体报道，在今年9月召开的河北全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飓风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河北高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动是河北省法院开展“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攻坚战。对落实不力，责任心不强的要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力的对责任人严肃处理。布置这样的“攻坚战”没有问题，只是当攻坚战的考核压力转化为“数字游戏”，相关方面是否又具备足够的发现能力？又有多少“圆满完成”的攻坚战，是通过对销案、立案的“变通”来完成的？

　　更关键的是，早在2015年初，中央政法委就要求对各类执法司法考核指标进行全面清理，坚决取消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为何在将近2年后，结案率却依然在承德县法院存在？到底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上级法院到底知不知情？

　　说到底，诸如破案率、结案率这样的司法考核指标，还是司法行政本位下的直接产物，它直接宣扬的是官本位对司法规律本身的压倒。近年来，司法改革在各个层面都有行动，这样的基层法院故事，则从侧面对司改提出了至少两点警示：一，清除司法行政本位，仍任重道远。司改推进，也要跳出被行政思维主导的模式；二，公开裁判文书是近年来值得称道的司革动作之一，但公开本身并不意味着正义的实现，其中含有多少“水分”，仍不可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