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拂去表面上的所有流沙，显露出文学最原始的使命，似乎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服务于时代、服务于人类。做时代中的微光、灵魂的陪伴与舵手、为今天留下一道刻痕，成为明天可以温暖、愉悦、为鉴的记录。

　　每一位作家都无法选择自己所降生的时代，也就注定了，要被动接受时代的考验。是否完成了自己服务于时代、服务于人类的使命，自有后人评说，就像题目中提到的这三位作家。

　　他们碰巧生在了那个千疮百孔的世界，赶上了一个民族一段多舛的命运。在那些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们都在写，但很显然，每个人所选择的方向大相径庭。

　　作家究竟该如何处理自己与所处时代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而且是每一位作家都必须要接受的课题。但今天在这里先不谈这道题目，这篇文章只想浅浅看一看他们的文字与人心的关系。

　　看破与说破，是一个人面对世界和他人时，两种最基本的态度。好作家都是天生就带着一双能看破世间百态、人心万象的眼睛，但会不会说破、是否会毫不犹豫抬起手，撕去覆盖在世界上、人心上、每一张面孔上那一层层轻纱，让一切都暴露于文字之中，作家们的具体行为就千差万别了。

　　老舍先生是睿智而透彻的，从他年轻时的照片直到生命的最后，不管岁月风霜如果雕琢他的面庞，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始终是清澈的。那是一种因为已经看破穿透了万物，所以才不会被任何尘埃所玷染的清澈。

　　但先生所有的书中，却几乎没有说破过任何一件事、一颗心，哪怕那颗心里藏着很多很多自私、孱弱、卑微。他的笔只对“汉奸”这一个物种毫不留情，对于其他人物，总是要不断为他们找到机会，让他们能有空间展示出自己的尊严，哪怕这个空间只能有很小的一点。如果在情节中实在没有办法帮他们了，也要留一线希望，让读者感受到，在书之外的某个地方，这样的人物还不会完全令人绝望。

　　在英国留学时的作品是这样，《四世同堂》也是这样，即使《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每位读者在看完书之后都会相信，如果主人公们能换一个时代生存，一定会活的很体面、很快乐。

　　这种体面，是留给全体人类的希望。所以先生的心是软的。

　　张爱玲则正好相反。无疑，她是极聪慧的，甚至聪慧到了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自己置身于整个人类群体之外。就像一位来自外星球的科学家，人类的内心和思想在她的手术刀和显微镜下，只是一堆形状各异的贝壳，随意撬开那些并不坚硬的外壳，任意切割里面的肉体，把纤维做成切片任意放大，也不知想要寻找点什么。或者，只是闲得无聊。

　　所以，《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对于男人、女人、爱情的描写 ，都对。没有人能够否认，世界上确实存在这样的男人、女人和爱情，但这些也确实只是几根扭曲了的枝条，大森林里还是普普通通的树木更多。

　　只能说，对于男人、女人、爱，这三件事，张爱玲说破的，比她所看破的，要多的多。

　　与这两位相比较，鲁迅先生，则是另一种高妙的存在了。他的心不像老舍那么软——太过慈爱的父亲，很难真正纠正了孩子的错。他更不像张爱玲，鲁迅时刻都承认，自己是人类的一员、是这个民族的一员。所以他的怒和哀是相连的，他的文字虽然像刀锋一样锐利，可每一次都不是简单把人切开、把那些隐藏着的阴暗暴露出来就完了。他还要把这些呈现出来的阴暗角落做成标本，力求警醒更多的人。

　　就像展示一颗被烟草侵害了的内脏——已经无力救治你，就想办法去提醒其他人猛醒、不要重蹈覆辙。

　　所以，鲁迅先生是在看破之后，做了一种恰到好处的说破。说轻了，刺不痛那些已经麻木了很久的神经；说重了，容易让旁观者的心彻底变凉。面对庞大的、麻木已久的群体，每一件事该如何说破，才能成为最有用的文字？鲁迅做到了。

　　看破是能力，说不说破、如何说破，则是选择。毕竟作家写出来的文字，会被很多很多人看到，所以这种选择，比能力更重要。（聂昱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