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是曾经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共产党陷入为难时挺身而出，力推毛泽东指挥红军；当共产党在陕北立稳脚跟后，他又主动“让位”于毛泽东；而在建国后，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大胆发言，被打成“反党分子”。他是洛甫，他也是张闻天。

凤凰卫视8月27日《皇牌大放送》，以下为文字实录：

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洛甫做皇帝，爱江山又爱美人。

解说：如果不加说明估计很多人想不到这首俏皮的打油诗会出自毛泽东之口，而他打趣的对象正是当时化名洛甫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以陕北为落脚点结束了整整一年的艰苦跋涉，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画上了句号。从江南水乡来到黄土高原，尽管还住不惯窑洞吃不惯小米，但无论是党中央领导人还是每个红军战士都有一种到家的感觉，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之后张闻天对长征路上就确立夫妻关系的刘英说，你看红军已经有了家了，我们也该有个家吧。

毛泽东常调侃谁是“青天”“皇帝”？

刘英笔录：我和闻天在长征路上始终没有同居过，就是怕生孩子，直到瓦窑堡才同居，结婚的时候毛主席跑了来，说不请客就不承认，那时大家的关系是比较随便的，毛主席有时把闻天叫做“青天”有时又叫做“皇帝”，因为闻天是总书记，毛主席说我是风流娘娘。

解说：张闻天和刘英办婚事的时候毛泽东刚从前线回来，当他得知两人连一块喜糖都没有，故意说，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作数，他还煞有介事的说，我可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诗呢，这首诗便是把张闻天与唐玄宗李隆基（李三郎）放在一起比较的打油诗，也就是在毛泽东的“闹洞房”中这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婚礼既异常简谱又热闹非凡。

陈晓楠：从毛泽东的这首诗也可以看出来当时他和张闻天的关系呢很融洽，而这两位出身、经历、性格截然不同的中共领导人能够相互依托，携手合作与特定的历史条件也是密切相关，1933年初的时候，无法在上海立足的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这时候毛泽东在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排挤下已经离开中央领导层，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与博古同属留苏学生这个“圈子”的张闻天由于在实践中转变的认识，就统一战线，文艺工作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看法，也引起博古的不满，相似的处境，相近的认识使张闻天、毛泽东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解说：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学生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但这一年的4月和6月，党内负责秘密工作的顾顺章，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使上海的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王明见机不妙，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并推举博古、张闻天等人组成“临时中央”，年仅24岁，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博古成了事实上的“一把手”。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对位于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国民党大军压境，博古依靠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改变红军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修筑永久性工事，采取堡垒对堡垒的战术，不切实际地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死打硬拼，这样红军越打越少，战局发展日渐不利，1934年4月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十八天血战广昌失守，到了10月国民党军队已经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被迫撤离向西突围，当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因为目标是到湘西地区，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所以这次军事转移一开始被叫做“西征”，长征出发前夕，博古李德没有作充分的准备和解释，广大红军指战员并不知道中央已经决定撤离中央根据地，直到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才让很多人意识到红军将要进行一场大转移。

张闻天笔录：为了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在有些地方，要突破对封锁转移地区，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下继续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解说：这篇社论发表后，在瑞金云山古寺庙后一棵大下的石礅上，张闻天和毛泽东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经过毛泽东的分析，张闻天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博古的“左倾”错误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长征开始后，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路探讨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上更趋一致，当时毛泽东和王稼祥因为伤病无法走路，都坐担架跟着部队前进，所以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专门写的一章《担架上的阴谋》，张闻天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也坦言，在长征出发时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搬家式的缓慢行动给了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机会，在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特别是惨烈的湘江战役，长征的队伍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红军内部对博古、李德的不满情绪愈益明显，开始怀念毛泽东灵活自如的指挥，刘伯承在回忆录中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湘江之败博古、李德垂头丧气 张闻天两句话使得毛泽东重新出山

解说：湘江之败使博古、李德垂头丧气，一筹莫展，而判明红军意图的蒋介石已经调兵遣将布下罗网等候红军到来，如果真是这样后果不堪设想，危急时刻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境内的通道城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在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的支持下毛泽东的建议得以通过，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这一决策扭转了红军的危急，也凸现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重要性，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子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说到革命的形势忧心忡忡，王稼祥不禁发问，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到底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无奈地回答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接着他明确提出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王稼祥当晚就打电话给彭德怀，把张闻天的想法告诉他，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很快这个消息在刘伯承等红军将领中传开了，大家都表示赞成，让毛泽东来指挥。

张培森笔录：张闻天在当时确实是党内一个具有相当分量的重量级人物，因为他那时是中央常委，被人们视为仅次于博古的党内二号人物，所以他说出得两句话才能有那样大的作用。

解说：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上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之后张闻天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的一致意见作了一个反报告，批评博古、李德在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同时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就这样张闻天继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博古之后成为第五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党和红军的生死关头毅然担起这个重任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为难之间”。现在无论是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还是上海浦东的张闻天生平陈列馆在遵义会议这部分都有一座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四个人的雕塑，表达他们在这个历史中的地位。

陈晓楠：从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接替博古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明确让位给毛泽东，张闻天一直处在中共中央“一把手”的位置上，由于张闻天不恋权位作风民主，非常的尊重毛泽东，所以两个人合作得很愉快，据统计在这四年的时间里以“洛毛”和“毛洛”联名发出的电报多大286件，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常常说张闻天是“明君”还开玩笑叫刘英为“娘娘”。

解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以中央负责人的身份多次在关键时刻鼎力支持毛泽东指挥红军的行动，1935年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给中央发来一个“万急”电报，建议进攻驻在“打鼓新场”这个地方的国民党追缴军王家烈纵队，朱德等人赞成这个建议，认为王家烈的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而且打开这个地方有利于开拓川、滇、黔边根据地，但毛泽东认为红军的首要任务是跳出蒋介石的包围圈，所以坚决反对打这一仗，由于毛泽东势单力薄不仅没有说服大家，而且连自己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也被会议表决掉。当晚毛泽东独自一人打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请他晚一点下发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随后他们又一起去说服朱德，最终由张闻天召集会议取消了这次战斗计划，此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十几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特别是四渡赤水，打得十分主动，将国民党军队弄得不明所以，使毛泽东赢得了“用兵真如神”的美誉。就像不进攻“打鼓新场”一样，也有不少人不理解毛泽东的迂回穿插，认为部队只走路不打仗，没有打垮倒要拖垮，林彪就给中央写信说不该走弓背路，而应走弓弦走捷径，还主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支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召开扩大会议，批评林彪等人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毛泽东在会上气愤地批驳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张闻天的主持下会理会议维护了党内的团结，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也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是毛泽东认为林彪的来信和彭德怀撇不清关系，与张闻天也有关，会议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张闻天感到委屈，也未争辩，导致他与毛泽东之间留下了误解，由于当时战事吃紧，张闻天、毛泽东都能够从大局出发，领导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强度天险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接着两人又合力克服张国涛的分裂行动，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师，结束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实现战略大转移，立足陕北后张闻天着眼当时的全国局势，立即提出新的战略设想，11月17日他在瓦窑堡撰写了一篇题为《日本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文章，明确指出：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怎样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