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新闻的背景很容易让人想到此前一些地方出现的“排队怀孕”规定。按照银行方面的回应，此规定首先是照顾女员工，其次是为提前做好人事安排，保证银行工作顺利开展。站在现实角度，这样的理由似乎并不难理解，但却经不起情与法的审视。一方面，若只是为了做好人事安排，那员工怀孕后告知即可，何须提前申请？另一方面，孕前申请，意味着员工的生育自主权被企业接管，这与当前的相关法律明显存在冲突。

　　不难看出，虽然从排队怀孕到孕前申请，具体表述上略有差别，但本质都一样，即用人单位都是试图以控制员工生育秩序的方式，来尽量减少员工生育带来的用工成本。种种做法违背法律或打法律的擦边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背景下，要化解企业的类似做法给员工带来的权利威胁，不仅仅是需要亮明法律这么简单。而这 样的案例，更不能只当偶然性的个案来对待。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相应的配套举措屡被提及。目前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将之理解为延长员工产假等直接福利分配，而对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博弈和利益平衡却少有涉及。而这正是孕前申请、排队怀孕等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诱因所在。

　　而比如生育成本的分担机制设计尚未出现。在不少国家，早已树立了国家、企业、个人的生育成本共担机制。如女员工多的企业，享有对应的税收优惠，或由政府财政提供相应的利益补偿。如此一来，企业的用人成本得到减少，自会降低企业对于员工怀孕的“恐惧”心理，实质上也是对员工合法权益的间接保障。

　　另外一项“配套举措”，则被更多的忽视。诸如排队怀孕、孕前申请等规定的屡现，其实也是当前生育行为遭遇污名化的一种现实投射。对于企业而言，敢于制定此类明显违规的制度，除了对切身利益的考量，也源自生育权利本身的“弱势”。受制于过去长期以来的“少生”理念的影响，生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原罪”化。全面二孩政策虽然已经生效，但生育作为正常的公民权利这一属性仍待还原与更有力的保障。特别是生育二孩，在一定语境下依然被视为是“麻烦”、“累赘”。企业由于关系到用工成本，对此就显得更为肆无忌惮。承认这一点，要让企业真正正视员工的生育权利，除了法律执行与利益补偿机制要跟进，整个社会恐怕更要为生育行为正名，让生育员工有底气维权。

　　较之于“排队怀孕”等露骨的规定，更值得警惕的还是，那些随着全面二孩时代来临而对女性增加的隐性就业歧视与权利伤害。有调查表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就业歧视现象有加剧趋势,主要表现为招收女性的岗位数量减少、女性员工合同期缩短、进入关键重要岗位更难等。由于生育高峰的滞后性，2017年后的扎堆生二孩的问题可能会更普遍,部分用人单位的压力可能还会更严重。若如无有效的配套措施、真正优化生育成本的分担格局，诸如“孕前申请”等违法的企业之为，或会更为普遍。就此而言，切莫再将“孕前申请”再当个案来看，系统性制度应对，才是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