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草案三审稿民事责任一章中，在正当防卫之外，增加了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救助人损害，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李适时介绍，这是根据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作出的修改，有利于匡正社会风气，对见义勇为的救助人予以鼓励和保护。(12月20日《京华时报》)

　　实施紧急救助的重要性，已有诸多先例可以佐证。某些时候，紧急救助不但影响着救助的时间和效率，更直接关系到被救助者的生命安危。比如有媒体报道，有老人侧身倒地，呼吸受到了影响，如果有人给翻一个身让其顺畅呼吸，则可以转危为安。还比如突发心源性疾病之后，若是错过了最佳的救援时间，则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相反，若是有人及时上前，进行按胸和人工呼吸的紧急救助，那么就会极大减少死亡的风险，把一条生命从死亡线上给拉回来。不过，基于利益自保和避免纠纷的因素，很多人宁可在一旁围观或者打电话，也不愿也不敢上前实施救助。

　　其间的原因，除了少数倒地讹诈的事件所形成的放大效应，让规避风险成为一种普遍性、群体性心态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法律缺乏对见义勇为的保护，未能在风险和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最大化的给予见义勇为者以保护，减少出现承担非主观性责任的风险，在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后，激活见义勇为的源头之水。否则，见扶不扶、当救不救的困局就很难破解。

　　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人们总是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不过一旦帮助使得需要帮助的人受到意想不到的危害,助人者往往会被控诉。为了平衡鼓励勇于救助和保护接受帮助者的权利，国外普遍采取了立法保护的原则，被称之为“好撒玛利亚人”法则。立法的核心原则，就是在界定责任时明确，若是在实施紧急救助之时，若非主观原则造成的重大过失，救助人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也不会有面临法律指控的风险。透过此举为救助人的权利松绑，并在保护的同时去扶助社会正义。

　　道德的问题，其实有时也是法律的问题。某种意义讲，一个道德性的社会，更是一个法治型的社会。“倒地讹诈”产生和蔓延的原因，皆在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责任界定和保护的依据，从而给不道德者可乘之机，也给行善者超越事实的风险。“好撒玛利亚人”式立法的最大好处在于，在为提供帮助者一方给予保护的同时，对被帮助者的权利伸张也是一种限制。

　　正是看到了“见救不救”的困境所在，并基于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上海等地在进行了“好撒玛利亚人”式立法的尝试。2015年，《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明确规定：鼓励紧急现场救护。强调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因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对患者造成损害的，经过合法程序认定，由政府予以补偿。不过，这种规定仅限于医疗救助领域，同时属于地方性立法，只有事涉范围更广的民法修改，真正为救助者提供民事保护，那么“见扶当扶”和“遇救则救”的见义勇为，才会更有底气也更具胆气。

　　急救也好，救助也罢，社会问题最终还得整个社会来解决。“见扶不扶”的道德困局，既是一个道德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法律问题。用法律的手段去引导、保护和激发道德责任，是公共责任应有的担当，也公共管理伦理的体现。只有通过制定更多的“好人法”去激励和保护好人，那么社会才会好人辈出，能人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