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未检办副主任史卫忠28日指出，在处理校园欺凌和暴力违法犯罪案中，存在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问题，建议推动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专门化；加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中的沟通配合；强调预防为主，从源头上减少此类案事件发生。

　　无论是从近年来网络曝光校园欺凌视频的频度，还是从相关大数据的统计上看，校园欺凌都已成为未成年人群体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据悉，前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881人，经审查，批准逮捕1114人。这一数据，一方面说明司法对于校园欺凌的介入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另一面更映衬出，校园欺凌的现实普遍性。而更多的校园欺凌和暴力，还仍处于司法与社会关注的范围之外。

　　上述背景下，推动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专门化，殊为必要。近年来，虽然社会对于校园欺凌的认识有所提升，但在整体上，将校园欺凌视为未成年人之间的玩笑、小冲突的看法，仍大有市场。在处理上，要么批评教育了事，要么提倡息事宁人赔钱解决，真正诉诸法律的，并不多。推动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专门化，一个作用是要提高这类案件处理的效率，二也是要起到现实性的“普法”作用，让包括教师、学生、家长在内的相关方，都感受到法律与司法机关在干预校园欺凌方面的重视程度。

　　有关研究发现近50%的儿童受欺负后没有告诉家长、教师或同学，而是在沉默中承受痛苦。这种现象所道出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整个社会还并没有形成为受欺凌者撑腰的舆论和制度环境。这包括校方和教师在发现欺凌现象后，在处理上呈现出消极化的一面，习惯性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制度层面，发现校园欺凌后，校方是否有必要告知司法机关，受欺凌者和家长又是否能够获得稳定的司法救助，等等，都缺乏明晰的制度规定。美国、日本等国家，对于校园欺凌的防治虽然侧重点和措施不一，但都无一例外地重视法律的预防和惩处作用。

　　推动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专门化，并不意味着法律与司法机关对校园欺凌案件的干预，只能表现于事后的处理和惩戒，其更重要的作用，应是体现在将对于校园欺凌的防治，纳入一套系统化和程序化的规则之中。首先，囿于未年人案件的特殊性，在对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理上，需要着重厘清校方和监护人的责任，将普法和针对性教育落到实处，并打通专业化社会组织在介入校园欺凌防治上的阻碍。其次，对于一些尚不构成法律责任的校园欺凌，欺凌者需要接受怎样的矫治干预，被欺凌者又如何获得包括心理辅导在内的救助，也都应有科学化的制度保障。

　　校园欺凌多发生在未年人中间，又有着不确定性的诱发因素和表现形式，对之的防治确实面临着诸多来自认知与制度层面的掣肘。但正因为有难度，就更应该早行动，织密防治之网，不能任由“破窗效应”继续蔓延。从当前阶段看，将校园欺凌和暴力从无关紧要的“玩笑”“闹剧”，提升到需要干预与矫正的行为甚至违法犯罪的角度，尤为迫切——社会认识的提升，是一切行动开启的前提。而在更长远角度，鉴于我国对这一类未成年人干预矫正还存在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特殊学校发挥作用有限、缺乏有效矫正手段等问题，更应以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专门化为契机，将从预防到惩处的各个环节都纳入到法治和制度的框架，为校园欺凌防治提供周全而专业的制度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