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2月17日，武汉洪山区白沙二路的长江鑫都小区内，一栋居民楼发生火灾，一名重病卧床的中年妇女丧生火海。事发后，洪山警方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勘验，初步认定此次火灾系人为纵火。死者李女士生前身患癌症，申请安乐死未果，对生活失去信心采取了极端行为。报道称，死者李女士的丈夫被判刑入狱，而李女士患有宫颈癌多年，由于癌细胞扩散从去年开始行动不便长期卧床，13岁女儿与李女士靠低保为生。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身心健康的人，都希望自己能长命百岁，享受美好的生活。而对于身患绝症的人来说，早些结束生命则是一种解脱，因为病痛的折磨，使他们对生活失去信心。因此，中国人创造了两个成语，一个叫痛不欲生，一个叫生不如死。
很明显，报道中的李女士就是那个痛不欲生和生不如死的人，她是多么希望早些结束生命，解脱痛苦啊！于是她想到了申请安乐死，希望用一种并不痛苦的方式结束生命，可是，她的申请却遭到拒绝，因为我们的法律不允许安乐死。
李女士在申请安乐死未果后，不得不选择自己烧死自己。可以想象，假如李女士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结束生命，她一定不会选择烧死自己，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活人被烈火浓烟围困时，那种从外到里的灼痛是什么滋味。假如给李女士以安乐死，那就只需轻轻的打上一针，便可让其安静地睡去不再醒来，那是多么幸福安详啊！可是，这样的待遇在中国，只有死刑犯才有，因为这是出于人道考虑。而谁要为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还可能被控“故意杀人罪”而获刑。
2003年8月3日，陕西省汉中市人王明成因患绝症在家中病逝，患病期间，王明成向医院提出来希望实施“安乐死”，但是医院的答复是国家没有立法，不能够实施。而在17年前，王明成的母亲夏素文因为身患绝症，痛苦不堪，被医生实施“安乐死”，成为全国第一例“安乐死”事件，随后王明成和医生蒲连升被逮捕。医生蒲连升在监狱里呆了492天。但是在5年之后，汉中市法院宣判蒲连升无罪，检察机关不同意这个判决，提出了抗诉，一年之后，汉中市法院终审判决，蒲连升无罪。
关于安乐死遭到拒绝的典型案例，发生在2015年的1月份，安徽霍邱一岁男孩严重脑损伤，父母看着勉强维持生命的儿子痛不欲生，含泪请求为孩子实施“安乐死”，但遭到了医院的拒绝，原因是现行法律不允许实施安乐死。无奈，患儿父母只能带着一张写有，“缺氧性脑损害、重度脑损害、心肺复苏后、左肱骨骨折、多脏器功能损害。”“入院后给予醒脑静和脑苷肌肽营养神经，家长要求不进行治疗及检查。现患儿家长要求出院，予以办理。”“患儿昏迷状态、鼻饲牛奶，面色口唇正常，痰较多。”“两侧大小脑半球脑萎缩、双侧基底节区片状异常信号……”的出院诊断书抱着孩子出院。
这就是我们的法律，连死刑犯都可以无痛苦地行刑，一个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绝症患者，却非要让她活着受罪。而这些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患者，他们遭受的是病痛和昂贵医疗费的双重压力。大部分有绝症患者的家庭，由于不能提前结束生命，只能在医院里打着镇痛药维持苟延残喘的生命，在医院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并负债累累后，最终却落得个人财两空的悲惨结局。如果我们的法律允许安乐死，不但能解脱病人痛苦，还可以挽救一些家庭因绝症而滑向贫困深渊。这不但是一种人道主义，而且是一种社会责任。
就拿本文中的李女士为例，本来李女士因病痛已经不能自理，丈夫又在服刑，女儿才13岁，母子俩除了低保，并无其他生活来源。这样的生活状态跟受了伤的流浪猫没什么区别，甚至比流浪猫还惨，因为流浪猫可能还有爱猫癖的爱心人士收养，而李女士则只能自己痛苦挣扎，在她实在撑不下去时，她只能选择烧死自己。在现行法律之下，李女士愿意烧死自己，似乎与别人无关，但是，假如我们的法律重视现实，假如李女士能得到更多的关爱，她的结局会是这么悲惨骇人听闻吗？难道发生在李女士身上的悲剧，不值得我们立法机构思考，不值得我们的社会保障部门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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