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摸底“僵尸企业”涉及人员情况 千亿安置资金怎么分？

　　千亿安置资金怎么分？

　　■本报记者 王晓慧 马维辉

　　两会报道

　　如果说去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那么如何安置因去产能而失业的人员则成为了核心的核心。

　　一子落下，满盘皆活。

　　3月8日，全国政协召开“积极稳妥做好去产能过程中的人员安置工作，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案办理协商会。工信部、人社部、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等部委作为相关提案的承办单位出现在会场。在听取了相关提案后，与会部门透露，去产能过程中有关人员安置措施政策将于近期发布。

　　作为为失业人员提供安置保障的直接部门，人社部副部长信长星给出的初步构想是，对再就业困难的大龄职工可实行内部退养：对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再就业有困难的职工，职工本人自愿，企业同意，可实行内部退养，由企业发放生活费，并缴纳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费，达到退休年龄时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中央财政正计划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方案有了，资金有了，接下来的关键问题便是钱该怎么花？花向何处？花给何人？

　　据记者了解获悉，根据国务院安排，相关部门正就这部分资金的管理办法进行研究，具体方案将尽快落实。

　　手心手背都是肉

　　劳动密集型的产能过剩行业很有可能会成为资金流向的重点。

　　根据人社部初步统计，全国钢铁和煤炭行业化解产能过剩，涉及180万名职工的分流安置。其中，煤炭系统约130万人，钢铁系统约50万人。据记者了解，虽然去产能的重点是钢铁和煤炭，但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同样遍布了水泥、玻璃、造纸、有色金属等多个领域，涉及人员众多。

　　就此，民革中央的提案显示，经过调研，我国产能过剩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数众多，供给侧改革中预计将产生近1000万的劳动力转移，将对就业、社保、劳动供求双方造成巨大压力。

　　“我们属于乡镇企业办起来的钢铁企业，通过改革开放，我们抓住了先机，从无到有把钢铁企业发展起来了，但为了响应国家政策，我们成了第一批关停的企业，这一举措对于我们村来讲确实属于断腕之举。”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半壁店村党委书记韩文臣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关停之后，国有企业可以互相进行人员借调，但民营企业确实没有那个能力，为此，人员安置成了最大问题。

　　韩文臣表示，企业关停之后，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分流了1000多的劳动力，一部分技术人员分流到周边企业，一部分不够退休年龄的人员成立家政公司，还有一部分人分到村里参与物业的工作，但是，由于资金受限，大部分关停企业员工的社保都没有了。

　　“我们的矿山已经基本停产了，员工每月只拿1720元的最低工资，其他什么都没有。”2月9日，某冶金矿山公司员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矿山已经走了近千人，临近退休年龄的人大部分都办理了买断手续，年纪比较轻的只能就此耗着，甚至很多人都去跑滴滴快车了。

　　记者从该员工口中得知，由于已经停产，其单位只能靠卖一些石子支付现有员工以及买断员工的费用。

　　据记者了解，中央财政虽然已经安排了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进行员工安置，但就目前来看，发改委正在与地方和中央企业进行对接，对产能退出的规模、涉及职工数量以及用工类型、转岗安置的办法进行摸底，下一步，才能以此对安置人员所需费用进行测算。

　　对于这笔安置资金的划拨，韩文臣希望在操作过程中不要进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区分，避免民营企业在资金安置方面被差别对待。

　　债转股助力企业转型

　　仅仅依靠财政资金并不足以完成稳妥安置失业人员的目标，最为稳妥的安置自然是再就业，但这又涉及到产能过剩行业的另一个痛楚——转型难。

　　“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搞钢铁，全村的1000多亩土地全部盖上了工厂，几乎全村的劳动力都在厂里上班，如今企业关停，老百姓(41.050, 0.64, 1.58%)想要这些土地复耕，可是，这些土地已经属于工业性质，根本无法实现。除此之外，企业关停之后也想转型，但这类企业大多存在几十亿元的银行贷款，加上关停的压力，根本无力转型。”韩文臣表示，我们迄今为止已经去掉了150万吨的产能，但各种补助资金不过300万元，包袱太大、太重，希望政府可以出面跟银行协商，针对企业转型给予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在“去产能”、“去库存”等工作任务中，最难的是“去产能”，因为，它不光涉及到人的安排，同时涉及到地方的利益，为此，其今年的两会提案就是关于金融行业如何帮助实体企业去产能。

　　梅兴保建议，在“去产能”的问题上，可以借鉴上世纪末银行债转股的经验，在他看来，债转股是过去解决国企脱困的撒手锏，可以借鉴。

　　但是，在类型相似之外二者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上世纪90年代的那次“债转股”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而如今涉及产能过剩的不仅仅是国有独资企业，还有大量的民营企业，涉及的银行产权结构也相对复杂，因此，相应的财政负担也早已不是简单的左口袋出还是右口袋出的问题。为此，对于债转股的方式，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4.340, 0.02, 0.46%)原行长杨凯生表示，当年搞债转股是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现在主要的资产公司和银行已经上市，它们之间的行为不能够采取简单划拨的做法，要采取市场化交易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