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余秀华离婚了，就在去年10月的某日上午，她走进人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讼书。关于她离婚的消息这几天持续在网上、微信朋友圈发酵。在父亲余文海眼里，女儿离婚和她出名没有关系，和诗歌更没有关系。（3月16日《武汉晚报》）

　　伴随着口水和争议，余秀华意外走红。不论是北大读者见面会，还是当选湖北省钟祥市作协副主席，抑或离婚， “农民诗人”、“脑瘫诗人”余秀华，将“名人无小事”诠释得淋漓尽致。离婚原本只是一件私事，一旦主角是余秀华，就演变为一个热门新闻。

　　在社会信任缺失的背景下，基于先例的“惯性联想”，基于成见的“恶意的揣测”，让“余秀华离婚”遭遇了曲解甚至“污名化”——名利双收的余秀华，实现了人生突破和向上的社会流动；丈夫和她已经不在一个社会阶层了，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丈夫已经“配不上她了”，最终遭遇了嫌弃和抛弃。

　　抛开名人的光环效应，余秀华只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弱势的农家妇女。余秀华与丈夫的结合，没有多少情感基础，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生存理性”。这个贫弱的农村家庭，需要上门女婿充当“顶梁柱”；情感关系的淡漠，互动链条的断裂，让余秀华和丈夫的婚姻生活缺乏基本的品质，让夫妻二人成为松散的婚姻伙伴，却没有成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余秀华一直有离婚的想法，只是在家人的压力下一直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出名之后，余秀华在物质生活上有了更多的保障，让她有足够的资源激励自己摆脱婚姻困境。“余秀华离婚”尽管从道德上看有“瑕疵”，却是她基于生活本身的一种正当权利，需要我们给予基本的理解与包容。

　　在许多人的脑海中，离婚依然被认为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离婚者被塑造为一个“失败者”形象；离婚者被认定在性格、能力、品质上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与缺陷。这样的“先入为主”，让离婚者处于一种边缘化境地，甚至会遭遇某种程度上的社会歧视。作为利益相关者，余秀华真切地感受到“低品质婚姻”的爱与痛。丈夫的不顾家、对自己的麻木与冷漠，夫妻矛盾的累积与升级，让余秀华难以得到从婚姻中得到光亮和温暖，最终以“退出”的方式来结束这段不满意的婚姻。

　　法国哲学家福柯有句名言，“一个人，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关注余秀华，应该关注的是她的诗歌作品，而不是“脑瘫”、“农民”这样的身份标签以及 “离婚”这样的私事。只有回归作品本位，少一些娱乐消费，才能让余秀华少一些外界干扰，多创作一些打动自己也能打动读者的诗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