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国家发改委就药价虚高及虚低问题，从医疗机构主动调价、医保控费、生产经营监管及流通秩序等多个方向提出解决建议；此前，3月8日，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表示正在进行5个药品价格谈判，且降幅能达到50%以上。有意思的是，两者所提都并非各自职责范围内之事。专家表示，多部委隔空喊话药品定价，并没有进行联动，而是各自为战。（3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所谓“九龙治水”，在药品监管上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药品出厂价格归属物价局管辖，进入医疗机构的药品招标属于卫计委主管、在药品支付中涉及医保的属于人社部主管；药品生产及质量管理属于食药监部门监管范畴；流通领域属于商务部主管；药品价格监管问题属于发改委主管、部分还涉及工商总局。一个和尚挑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其中道理人人都懂；一旦涉及权力，常识却往往得不到尊重。

　　为什么药品需要这么多部门来管？当然是因为药品太重要了。人命关天，不得不重视，不得不严管；同时，又因为生病了不得不吃药，所以价格必须亲民。这些年，要求药品降价一直是监管主旋律。名义上的药品价格，事实上已经降过很多次了，以货币表现的某些药价似乎也确有降低，但是，要么很多廉价药品因为降价而死，要么改头换面成新药反而提高了价格。

　　在行政与市场的角力中，看上去总是行政先赢，最后却总能被市场扳回，所以公众感觉药价“越降越高”。从这个角度看，真正的问题恐怕就不只是“九龙治水”的效率问题了，而是这种行政化的监管方式本身就大有问题。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药品领域应该同样如此。

  　多年前，学者薛兆丰有个有意思的观点：药品的价格高，才导致了药品的生产成本高，才导致了产销环节的臃肿。换言之，药价不由成本决定，而是市场对药品的供应和需求，共同决定了药价。基于此，他认为要降低药价，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增加药物的供应。比如放宽直至解除制药行业的发牌管制，并允许和鼓励开办药品集市，增加制药企业之间的竞争。

　　无论你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但市场供需机制在药价领域，显然同样在发挥作用。对比当下，各种完全行政化的管制，要么限制了供给，要么僵化了需求，自然是用错了药方。比如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谁的不采购谁的，几个专家说了算，真正的需求方反而没有置喙余地。试图以招标体制这种行政手段去操控市场，药价不虚高才怪呢。

　　想想看，药品批准本身很严，合格的药却不能直接进医院，反而要先通过招投标进目录。这样的药品集中招标制度，不就是私设行政许可吗？多一道门槛，看似多一道监管，实则对企业多一项成本，市场竞争空间被压缩，寻租腐败空间被放大。除了集中招标之外，所谓基本药物目录制度，不同样如此吗？药品供给被限定，等于是竞争被削弱，价格只会因此更高企。

　　药品毕竟是特殊商品，监管因此确有必要，但应该被严格限定在特定范围内，而不能把手伸得太长，一方面在合格证之外增设N道挤进采购目录的行政环节，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红头文件的方式勒令某些药品降价。“九龙治水”是药价虚高的重要原因，但解决之道，不是把权力集中到一条龙或者几条龙，而是把该管的事情管好，不该有的权力利爪则宜一律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