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日，广东省纪委官方网站“南粤清风”通报称，2015年，全省查处违规收送“红包”礼金558人,有5820名党员干部主动拒收或上缴“红包”礼金9058.3万元。（3月31日《中国青年报》）

　　2014年广东省各级廉政账户收缴“红包”礼金达到了6500多万元，2015年更是超过了9000万元。如此惊人数额的“红包”，毫无疑问，这是一份漂亮的反腐成绩单，也表明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反腐高压态势之下，一些领导干部由过去肆无忌惮的收受“红包”，逐渐转变为拒收“红包”，或者收了“红包”之后主动上缴给纪检机关，凸显的是高压反腐的威慑力和成效。但是，我们换个视角看，一年收缴超过9000万元的“红包”礼金，除了是一份反腐成绩之外，实质上更是一道反腐压力，说明当下的反腐工作任重而道远。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意识，领导干部主动拒收上缴超过9000万元的“红包”，并不等于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实际收到的“红包”只有这么多钱。因为收到“红包”的领导干部不一定有向组织“上缴”“红包”，上缴“红包”的领导干部也不一定都是如实上缴了收到的“红包”。相反，有可能是一些领导干部在玩“清白表演”。

　　从以往的反腐实践来看，有不少被查获的领导干部是一边向纪检部门上缴一定数额的“红包”，表明自身的清白、廉洁，但另一边大肆收受贿赂捞钱，上缴“红包”不过是为受贿行为打掩护。比如，广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原省打私办主任罗欧违纪违法的金额过亿元，实际拥有价值数千万的豪华大宅和占地十几亩的超级别墅，但在自己及其家人名下的住房仅一套，偶尔还向组织上交一点红包礼金。再比如湖南株洲环保局前局长文铁军因犯受贿人民币129万元、2000美元，但在受贿的几年中上缴市纪委红包礼金7.18万元。从这个角度说，不算领导干部有没有上缴“红包”，纪检部门都要对他们保持怀疑心态，都要不断查处、惩治领导干部收送“红包”行为。

　　再者，在当下如此高压反腐态势之下，每年还能收缴到多达9000万元的“红包”，领导干部人均上缴了将近两万元的“红包”。这实质上从侧面反映了当下收送红包礼金现象依然处于一种泛滥状态，很多人仍然习惯给领导干部送“红包”，把送“红包”当成方便办事的敲门砖。从深层次角度说，9000万元“红包”表明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和社会风气。

　　因此，纪检部门不能只把9000万元“红包”看作反腐成绩，更应当成一股反腐压力。自我加压，继续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权力约束，压缩权力寻租空间，筑牢反腐、防腐的防线，进而真正让领导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从而消除人们的收送红包心理，从根本上铲除滋生“红包文化”的土壤。